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白说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白岩松
内容介绍：
一部“自传”式的心灵履历。以平等自由的态度，分享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传播，归根到底，就是给别人讲一个好故事。
作者介绍：
白岩松，央视主持人，1968年8月 2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主持《新闻周刊》、《感动中国》、《新闻1+1》等节目，以其“轻松、快乐、富有趣味”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欢。
书摘正文：
被念歪的《道德经》
白岩松/文
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道”是一个源起。
先写一个“首”，再写一个“走之”。“首”就是脑袋，代表思想；“走之”就是行动和步伐。有想法，然后付诸行动；有行动，也要伴之以思考。
因此，“道”字的结构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道路、道德、道理、道法自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揭示了“知行合一”的规律。
第2页 :被念歪的《道德经》
展开全文
任继愈老先生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哲学慰藉，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认为，这是老子写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我看来，四分之一部《道德经》就可以治天下。
…………
《道德经》第十七章把我看乐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是对领导的评价和划分。最好的领导什么样？你不过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存在，说明他懂得道法自然，工作条理顺畅，不用天天开会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还有一个版本更极致，叫“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领导是感觉不到存在的领导——想想也是，感觉不到存在，一切都井然有序，这是多高明的领导艺术啊！排第二位的领导是被人赞扬的领导。排第三位的领导是被人畏惧的领导。最差的领导是被人天天拿嘴上骂的领导。
这种划分非常耐人寻味。我记得“文革”后期，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可是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
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但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到了后来，非要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我现在自办“私塾”，叫“东西联大”，收了十一个研究生，每月给他们上一天课，外加课后作业。所谓东西联大，就是北京东边的传媒大学和西边的清华、北大、人大四所学校，学生们都是这几所学校出来的。从学新闻的研究生一年级带起，两年毕业。
有一项课后作业，是手抄《道德经》，并且选出印象最深的十句话。我发现学生们选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可能一直刮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终有停止的时候。
随后接着一句反问：“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刮风下雨是谁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此外，这句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当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顺利、不如意，甚至惨重的打击时，你要相信时间能够稀释这一切，对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挫败和低谷也终将过去。
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是突如其来的赞赏和表扬，一是时常会有的打击和不顺。这两道关都要过，过不去就很难前行。表扬来得太早，毁人也毁得够狠，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稳，空中楼阁，他Hold不住。
第三十六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处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处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历朝历代的兴衰，总有特定的规律，日不落帝国也会日落。
个体命运也会经历周而复始的起伏。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发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主编。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层含义，杯满则溢，怎么办？把里面的水泼掉。要是不泼掉这杯水，我恐怕也不会继续走这么长的路。因此“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
第3页 :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白岩松/文
当下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中国的很多扭曲和乱象，都与追求面上的成功有关。我们只是追求现实的结果，往往不追求真理；我们把结果看得非常重，因此我们从不享受过程；我们为了实现某种期待，往往不择手段。
2012年，我参与过整个伦敦奥运报道，伦敦奥运会最重要的那句话，叫“影响一代人”。有记者提问：“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正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这是中国人很缺乏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我记住了这句话。一方面，它让我更加明白，体育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此时的中国。有时，离故土越遥远，感受就越清晰。
其实老祖宗早已明白这个道理，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既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教“十有八九”时的心态和应对能力？十之一二的成功，被看得极其重要；十之八九的挫折，也被放大到无以复加。
回头看中国历史，包括世界历史，想想看，失败很可怕吗？中国有无数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失败，而不是因为成功。
岳飞是因为成功才伟大吗？如果从我们现在的“成功学”角度来看，岳飞很失败。不管你仗打得怎么样，被人家N道金字令牌召回，最后还给办了，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当时的成功者是谁？是秦桧。可是后来呢？秦桧在西湖边上已经跪了多少年，但岳飞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对吗？
项羽是成功者吗？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将领，项羽已经失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吧？都霸王别姬了。但是他仍然以英雄的形象，存留于中国的戏剧故事和百姓谈论当中。反倒是“成功者”刘邦，会让我们在内心里，产生某种不屑或者不那么喜欢的感觉。
林则徐的人生成功吗？大家只记住了他成功那一点—虎门销烟，但却不知道在很多“妥协派”的压力之下，一年之后林则徐被去职。从当时的官场角度来说，他成功吗？一点儿也不。
为什么要补上失败这一课？不仅仅是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更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就是一条单行线，直奔死亡而去。就算你赢了全世界，也赢不了这个结果。死亡，是一个最大的“失败”，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失败，其实有很多意义，这些意义比成功大，或者说有一种成功必须是以失败作为助推力的。南唐李后主，要论失败的话也登峰造极了，我们想要经历那样的失败都很难。但我们至今仍在谈论他，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留在了中国的文学史当中。如果不是彻底的国破家亡，他会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种感怀吗？不会。这个失败对于李后主固然惨痛，但对于后人，对于中文的传承，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在他的文字中，失败，竟然成为了一种美妙的意境。
莫扎特，我不止一次去过他的故乡萨尔茨堡。他生前在家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屡受排挤，命运多舛。但他又是一个天才，天才到什么地步？他一生中创造的音乐作品，交给普通人抄谱，都未必抄得完。在他的音乐中，你听不到失败，听不到挫折，听不到身世的飘零和所有的难言之隐。他的音乐，永远是人世间原本美好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
还有多少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人生中的不幸、挫折和难过，才创作出那些伟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作品太好了，但苏轼的官宦生涯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屡屡被排挤，被贬谪，但即便这样，他仍然留下了传世的佳作，连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也找到了别出心裁的出口，否则“东坡肉”是哪儿来的？所以，以史为鉴，回归到个人去看，我们应该知道，失败有时是需要的，而且是伟大创作的重要动因。
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白，挫折与失败原本就是变革的机会。要知道，人在胜利的时候是不必做决定的，但在失败的时候要做决定。
体育场上一直有一个准则—胜者不变败者变，对吗？今年巴萨得到了“三冠王”，但如果回到1月份的时候，这是几乎所有的体育迷都想不到的。因为当时巴萨已经近乎完蛋了，输给皇马，输给塞尔塔，尤其是在新年伊始，输给了皇家社会。
失败就像是一个挤破毒瘤的过程。一次失败好像还无所谓，两次失败似乎也还能扛，但是输给皇家社会之后，整个队的矛盾全面爆发出来：梅西和主教练之间的问题、足球风格的问题等等。这个时候球员们意识到惨了，如果不认真面对它，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快离队的哈维要跟梅西谈，难道你就准备继续看C罗得金球奖吗？然后去斡旋他跟恩里克之间的关系…………
球队从那次失败开始，真正走上了正轨，创造了足球史上又一个“三冠王”的奇迹。如果没有此前接二连三的失败，尤其是输给皇家社会的这次惨败，如果当时稀里糊涂赢了，所有的问题，恐怕仍会稀里糊涂地存在着。隔几场输一场，隔几场再输一场，最后或许能拿到“三冠王”的一冠，但不会达到如此伟大的高度。
做出决定，往往意味着一种变革，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当失败与挫折来临，你应该怀着好奇心去看待它，试图弄明白它的目的：难道这是一次提醒？难道我应该做出一个更有利的决定？
第4页 :说话不是件好玩儿的事
说话不是件好玩儿的事
白岩松/文
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
一
我没开过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署名“白岩松”的言论越来越多。曾经有好玩的媒体拿出一些让我验真伪，竟有一半以上与我完全无关。
有人问：如此多的“不真”，为何不打假？我总是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饭局上，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内地图书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荐”的字眼，终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晓的书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电话打向该书出版社：
“我是香港的梁文道…………”
“啊，梁先生您好，我们很喜欢您，您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出的书上有我的推荐，可我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如何推荐？”
“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内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
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梁文道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记得喃喃说了声“对不起”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打假。
我怎能确定内地没有很多人叫“白岩松”？更何况，完全不是我说的还好办，可有些“语录”头两句是我说的，后几句才彻底不是，让我自己都看着犹豫。
二
越完全不是我说的，越可能生猛刺激。于是，前些年，本台台长突然给我打电话：
“小白，那个微博是你发的吗？”
“台长，对不起，不是，而且我从没开过微博…………”
“啊，那好那好。”
电话挂了，留下我在那里琢磨：如果这话是我说的，接下来的对话如何进行呢？
又一日，监察室来电话：“××那条微博是你说的吗？××部门来向台里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该微博中被讽刺的那个部门。
我回话：“不是，我没开过微博。”
又过一些日子，监察室又来电话，内容近似，我终于急了：“不是！麻烦让他们直接报警！”
可警察会接这样的报警吗？
三
二十年前，采访启功先生。
当时，琉璃厂多有署名“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卖，二三十块钱一幅。
我逗老爷子：“您常去琉璃厂吗？感觉怎样？”
老爷子门儿清，知道我卖的什么药：“真有写得好的，可惜，怎么不署自己的名儿啊？”
“怎么判断哪些真是您写的，哪些不是啊？”我问。
启功先生回答：“写得好的不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可能还真是我的！”
老爷子走了有些年了，还真是时常想他，这样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了。
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回应得漂亮。可言论“不真”，过去虽也有，但大张旗鼓公开传播，却还真是近些年的事儿。如启功先生活着，不知又会怎样乐呵呵地回应。
四
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可我总是要说很多话，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不是我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有麻烦也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常常麻烦也不少。
2008年，不能不与时俱进，台里终于开设新闻评论栏目《新闻1+1》，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谓“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当时，我预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对媒体坦白：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的确，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但当时我豪迈：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话说大了，路途有多艰难，自己和身边的人知道。连一位老领导都劝我：别当评论员了，回来做主持人吧！
我知道，这是对我好。但这条路不是我选择的，总有人要蹚着水向前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问题是，这水怎么越来越深？常常连石头都摸不着，而岸，又在哪儿？
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不过我也真没想到，我还在说，《新闻1+1》，还在，活着。
五
《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说话，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儿说。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
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
六
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更强化了这种概念，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话说错了，自然在劫难逃；话没错，也有相关的群体带着不满冲你过来。没办法，这个时代，误解传遍天下，理解寂静无声。即便你的整体节目本是为他们说话，但其中的一两句话没按他们期待的说，责难照样送上。后面跟过来责骂的人，大多连节目都没看过，看一两个网上的标题或一两条情绪化的微博就开始攻击。
想想也正常，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见多了也就想通了。有时误解扑面而来，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气，而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围观解闷。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当你认真解释时，没人细听，所以，解决就总是遥遥无期。
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
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底线，新闻有自身的规律，我必须去遵守捍卫它。另外，几年前我就说过，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只不过，到现在，还没遇到这样荒唐的事情。
面对现实说话，你的困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你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无论风怎样动，树静。
七
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
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
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
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到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
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
八
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
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
九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第5页 :学会讲一个好故事
学会讲一个好故事
白岩松/文
我小时候，一放学就跑到电线杆子底下，听袁阔成、单田芳的评书，一听就是半小时，聚精会神。现在，你给我讲半小时故事试试？你能让多少人从头听到尾？更何况，还是连续一百天，每天半小时。很难。
现在的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对故事的心态和审美不一样了。同样是半小时，过去你可以慢条斯理地讲一个长故事，假定受众从第一分钟开始听或看，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节目结束。但国外的传媒调查显示：听众和观众会在任何时间进入、任何时间离开。这就对我们过去那套“线性逻辑”产生了挑战—中途进入看不出眉目，立刻就换台了。
受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讲故事的人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一个好故事，从内容层面上看，有了人和人性、悬念和逻辑，还有很重要的一项—细节。好的细节，会在聆听者产生倦怠的时候，将他再次带入故事。被细节牵引着的人，聆听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大家平时一听到“主旋律”这三个字就头疼，话题太大！如果把大话题转化成故事、再引入一些细节呢？
无锡有两大家族：荣氏和钱氏。荣氏家族出了荣毅仁这样的国家副主席，钱氏家族出了钱穆这样的大学者。钱穆有个侄子，193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语文、历史都是第一名—双百。他的名字叫钱伟长。
钱伟长进了清华以后，陈寅恪希望他学历史，闻一多和朱自清希望他学文学。可是入学第二天，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夜不能寐，觉得学历史、学文学都无法拯救民族命运。他左思右想，跟同学探讨交流，只有学造坦克、强大自己的实力，国家的前途才能慢慢变好。
造坦克就得学物理。第二天钱伟长跟学校说，我要学物理！老师打开成绩单一看，乐了：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物理5分，数学加化学一共20分。考成这样，您敢学物理？要说那时清华也牛，这样的学生也敢招，现在算总分，连“三本”都进不了。
因为钱伟长态度很坚决，学校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在物理系试读一年。如果一年后，物理成绩能达到70分，就继续学，达不到就回中文系。
钱伟长答应了。他毕业的时候，成绩是物理系第一名。
几乎所有人听完这个故事都热泪盈眶。这是不是主旋律？当然是！但这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有人、只有故事、只有细节。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一听“主旋律”就头疼，就偷懒？习惯了喊口号嘛！没有人，没有细节，你以为空喊两句口号就会有感召力吗？
再举一个关于“细节”的例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很有名的女指挥家郑小瑛，刚当母亲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一去几年回不来。
终于熬到毕业，她成为全苏联第一个走上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指挥歌剧的女指挥家。演出那天，她把孩子的一张笑着的照片，夹在乐谱的最后一页。演奏开始，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地往下行进，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在全场长达几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里，郑小瑛一直热泪盈眶地看着乐谱最后一页，照片上的孩子也正笑着看她。
请告诉我，这样的故事可以抓住人吗？当然能！然而有多少人会去挖掘这样的细节？没有这样的东西，你的故事怎么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我们平常都在忙什么？轻易去站队，去互相攻击，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吗？生活中有无数这样的故事。我们想象一下，不管你弘扬什么还是批评什么，那些都是外在的要求。如果掌握了讲一个好故事的方式，还怕没有“制空权”吗？
自己的读后感
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让传媒人学会讲故事，有点儿晚了；但如果到今天还不好好学会讲故事，传媒就死了！
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人人一个屏幕，这屏幕只属于自己，即便在身边，也不会凑上去看别人的屏幕。近在咫尺，好内容想分享也只是转发。显然，个人在屏幕上看什么，是隐私，神圣不可侵犯。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再也无法命令、要求，或组织别人收听收看你想传播的内容，传播的主动权已全面向受众倾斜，传播者更多地处于被选择的处境。这就要求你只能增加自己的魅力、吸引力与公信力，让别人自愿选择看你的东西。主动权已不在你手上，人家想看八卦还是八项规定，可是自己定。不明白这一点，你就会真正出局。
可现实中，意识到这一点并真正改变的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一些主流媒体。新闻还有点儿像散文，大话空话依然有，不尊重新闻规律的操作与管理依然随处可见。再过一段时间，主流媒体如果没了主流影响力并被边缘化，这主流媒体还谈得上主流吗？
这时有人说，新媒体当中，假新闻太多。的确，新媒体当中是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失真，可传统媒体时常存在的态度失真，又该怎么看？
学会讲故事，不是什么新思维，不过是常识而已。但愿一切还来得及！
第6页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白岩松/文
我先编一个故事，不妨把主人公设定成冯骥才老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机还很值钱，冯老师家不但有电视机，还有很多字画和文物。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冯老师：“您家四门大开，好像被人偷了。”冯老师说：“惨了，我的字画！我的文物啊！”可是等冯老师赶回家中，惊讶地发现，小偷把电视机和录像机都搬走了，字画和文物一样也没动。
冯老师对赶到的警察说：“给你一千元钱，抓到小偷的时候替我谢谢他。”因为小偷拿走的那些东西都没字画和文物值钱。
警察走了，冯老师坐在沙发上说了这样一句话：“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好了，贼没文化损失巨大，那么一个民族要是没文化或者不弘扬文化，该有多大的损失呢？
柏拉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我一直在想，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什么才是那个民族的故事？是文化。
有人或许会说：“不，我们有GDP，我们有钱，我们有高楼。”但如果把一个民族比喻成一个人，GDP、钱和高楼是这个人身上的外套和脸上的气色。气色好当然好，但是骨子里没有文化，脑子里没有思想，不管外套穿什么名牌，你都不可能成为名牌。
一个民族若有故事，可以解决这三个问号：因何而著名？因何而流传？因何而有用？
我从第一个问号讲起。
前几天我去了德国的莱比锡。莱比锡有博览会，还有保时捷的生产基地。但是到了那里没有人向我们提这些，他们首先提的是巴赫。巴赫在那里生活过二十多年，瓦格纳在那里出生，门德尔松在那里出任乐团指挥，并创建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每个人都对这一切如数家珍。莱比锡的街道上有许多金属做成的音符，那是地面的路标，指引你通往一个又一个故居。
见到莱比锡市长的时候，他极其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这座城市因巴赫而闻名。我们问市长：“莱比锡将来要打造成德国东部的著名城市吗？”市长回答：“一个拥有巴赫的城市，怎么能只满足于成为德国东部的著名城市呢？我们要成为国际著名的城市。”他们的底气源于巴赫在那里生活过。
第二个问号：因何而流传？
我去浙江南浔古镇时，当地人自然领我们去了藏书楼。在藏书楼，讲解员是这样介绍的：“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你们看，这家第三代就出了个文化人。”我一听特郁闷。
第三代这个文化人要开始败家了。他爱书成痴，把前两代积累的巨大财富全买成了书，一共有十七万册孤本、善本，建成这座藏书楼。现在，这座藏书楼是南浔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也是浙江图书馆的分馆。周恩来总理在解放南浔之前专门有一个批示，告诉解放军这里有座藏书楼，不许炮火轰击，要保护。
即将离开藏书楼时，我们说，幸好第三代是个“败家子”，把祖辈积攒的金钱都“败”成了文化，让这个家族因此流芳百世。
因何而有用？大家都知道《富春山居图》。
几百年前，在富阳郊区的深山老林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开始画《富春山居图》。我相信那个朝代的“城里人”也都在忙着做些“有用”的事，赚名赚利，歌舞升平。而这位老人，独自在山林中守着孤寂作画。
几年之后，作品完成了。他自己大概也觉得“无用”，便将它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该画因此得名“无用师卷”。
几百年过去了，那些功名富贵都已烟消云散，一幅“无用”的画，却为这座古城带来了扎扎实实的声名和利益。这就是文化的“无用之有用”。
我们这一两代中国人，是没有“故乡”和“故居”的，一直都在迁徙。
也许能看到父亲领着儿子指着广场上的地砖说：“你爸当年就住这儿。”1994年，冯骥才老师为了保护天津要拆的街巷，组织一百多位摄影师去拍照。最后房子拆了，艺术家把它们留在了无声的作品里。
还有韩美林老师和其他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在为我们保留过去的故乡，创造未来的故乡。真的，很多年后，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你看到这本书或那幅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中国，你走不丢的。
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文化人，离开了祖国，认为自己从此将成为一棵没有根的树。几个月之后，他走进国外的一家图书馆，在馆藏的典籍中看到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在那个昏黄的充满旧书气息的空间里他号啕痛哭。他突然感到安全了，自由了。这不就是中国吗？自己没有离开它呀。
因此，哪怕我们失去家园或远离故土，依然会在艺术家的作品里知道，这就是中国。
自己的读后感
文章一开始讲的故事，事后与在现场的冯骥才先生核实，基本属实。“贼没文化，损失巨大”，这句话是我编的，但该是大冯的心声不假。
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哪用虚构，现实中的例子大把大把。把有历史的房子拆了，盖成金碧辉煌的样子，一副土豪气象。这样的事儿哪个城市没有？
当然，不只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的收藏大家马未都当初与我们一样，也是个码字的媒体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带上当时最流行的电镀折叠椅子，在北京西四等地信托商店或家具门市外面，等那些拿红木或更珍贵老家具来的主儿。上前商量着用电镀椅子换老家具，十有八九乐呵呵地同意。转眼二三十年过去，电镀椅子都锈了扔了，而换来的老家具则进了马未都自己建好的博物馆，展览着，拿啥都不换。
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太多，马未都该成为一个大收藏家。不用说谢了。
再不好好重视文化，我们将来拿什么回忆，拿什么找到家？
在这个没有故乡也少了故居的时代里，如果再没了记忆，未来还有什么意义？也许将来都会像二十多年前，北岛流浪时所说：“我对着镜子说中文。”隔了一会儿，北岛又说：“祖国是一种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