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左右,瞿蜕园与父母摄于长沙旧宅。

刘禹锡学问浩博,为人强项,交游至广,其诗多为特殊原因或人际交往而作,寄意深远,解读不易。瞿蜕园早年即成长于同光余风的氛围内,于骈散文和古今各体诗皆称擅场,特别善于体会微妙的人际应酬和复杂的政治角逐中的含蓄表达,何况他的先人曾深陷政争,他本人又曾长期周旋官场,这些独特的经历和学养使他的解诗能有许多切肤凿骨的揭发。

瞿蜕园先生去世于1973年,遗稿有《刘禹锡集笺证》,定稿稍残,整理者据其初稿补足,由上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我第一时间购置了该书,原书没有自序,仅有简单的整理说明,因此没有特别地阅读,对其成就也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解。2001年为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撰写《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文献》,介绍此书“为刘集第一个全注本,着重于名物典章和史实人事的诠证,引征丰富,精要不烦,颇具功力”。只是浮泛的肯定。近年因全面校订唐诗,方得缘仔细阅读此书,很惊讶于此书达到的成就。虽然书出已经二十六年,仍感到有必要介绍此书之成就,以及瞿氏独到的治学方法。

瞿蜕园的人生阅历与《刘禹锡集笺证》之成书

瞿之生平,复旦大学2012年田吉的博士论文《瞿宣颖年谱》有详尽考定。述其大略,则可概括如下:瞿宣颖(1894-1973),初字锐之,后改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人。是清末重臣瞿鸿禨幼子。一生涉足政、学两界,往来南北各地,交游和治学的兴趣都极其广泛。更具体些说,则他出生在甲午战败那年,在他少年时期,其父瞿鸿禨历任署吏部尚书、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充核定官制大臣,地位接近宰相。欲引岑春煊与袁世凯相抗,反为袁所噬而出缺回乡。瞿蜕园因为父亲的缘故得以广交天下名士,也深切体会官场之波谲云诡,瞬息万变。他在清季民初有深厚的旧学积累,但进入大学则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在圣约翰大学是学生团体的骨干,转学复旦大学后更遭逢“五四”学运席卷全国,他积极参加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充满激情地执笔起草《学生联合会宣言》,引一节如下:“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即日响应,互通声援,以为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自由与公理,为吾人同赴之目标,死生以之,谊无返顾。”但毕业要谋职养家,他只能在父亲熟悉的人事环境中谋发展,到北京政府任职,曾任国务院秘书、司法部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署印铸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国府南迁后,他以文教活动为主。1937年后留滞北京,下水担任诸多伪职,还曾短暂署理过伪北大校长,虽无大恶,但毕竟不甚光彩。1949年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位和生活来源,冒广生曾欲推荐他进上海文史馆而不果,只能靠为报社写稿、为出版社写书来谋生,后者较重要的有科学出版社约请整理清末王先谦遗著《新旧唐书合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作)及《刘禹锡集笺证》。其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他为特约编审,每月给一百元,得使他衣食无忧,但年老多病的医疗费用仍使他难以承受。他努力希望适应新社会,但身份只是社会闲杂,要交待历史问题还是自己努力投递上去的,1955年得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1968年仍因私下议论惹祸,以七十五岁高龄获刑十年,八十岁瘐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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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者周劭《瞿兑之与陈寅恪》:“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国维)、梁新会(启超)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瞿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这一说法可以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文字中得到印证。陈三立1936年为瞿《丙子诗存》题词:“抒情赋物,悱恻芬芳,而雅韵苍格,阶苏窥杜,无愧健者。”以为得窥杜甫、苏轼之门墙。次年陈三立去世,瞿作挽诗五首,《吴宓诗话》云:“寅恪言,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最工,惜宓未得见。”足见评价之高。其后瞿、陈二人的交谊唱和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

从目前看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档,瞿蜕园在1961年12月26日致函称“《刘禹锡集校注》工作亦望酌量提出”,但版本及其他资料请提供利用便利。到1963年9月16日告该集笺校已毕,称“逐细考订,大致无遗,字数在三十万以上”,请预支稿费。到1964年7月16日再告“现已接近最后阶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补充笺证,约计为十万字”。1965年1月11日,告“此稿阅时三年有余,几经修订,合计全稿约五十二万言”,前交稿外又“钩考群书,补撰《刘禹锡集传》一卷、《刘禹锡交游录》一卷、《永贞至开成时政记》一卷”,请求结清稿酬。同年11月8日寄去最后修改稿,总计约六十万字。巧合的是,恰是在这前后一两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之文发表,“文革”开演,瞿不幸遭劫,这部书稿因已交出版社而得保存。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瞿蜕园特作长庆体诗《陈六兄寅恪自广州寄诗见怀杂述答之》相赠,诗末云:“料君养目垂帘坐,听我翻诗转轴成。格律香山元不似,或应偷得句中声。”自注:“君近著《元白诗笺证》,持论精绝,故拟其格以博一笑。”在笺校刘集时,他还通过吴宓,“有二三诗史上问题请于寅恪”(《吴宓日记续编》1964年5月13日)陈寅恪同年作《赠瞿兑之四首》有云:“三世交亲并幸存,海天愁思各销魂。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表达关切思念,以及藉开元、贞元历史研究寄寓家世、时代沧桑之感的共同志趣。

《刘禹锡集笺证》之学术追求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刘禹锡集笺证》是瞿蜕园晚年卖文为生的一部书稿,在基本交稿后,他即提出“已陆续借支部分稿酬。兹值写定成书,可否惠予结清,藉以应付个人生活所需,实深感盼”,其困顿可想知。但同时他又说:“关于刘集之资料,仍在继续搜集研究中,今后如有所得,尚拟补入稿中,以期尽量充实。必要时仍当分批取回该稿一用,用毕即归还。”已交稿仍未必满意,希望不断充实提高,绝不因卖文谋生而应付了事。

从表层来说,《刘禹锡集笺证》是一部符合古籍整理基本规范的著作。刘集唐时凡四十卷,到北宋已缺十卷,宋敏求另采《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名公唱和集》《吴蜀集》等书所存刘诗四百零七篇,另得杂文二十二篇,编为外集十卷,成为后世刘集的通行文本。瞿氏以日本崇兰馆藏宋蜀刻本为底本,参校绍兴间董棻刻本以及明清几种刊本。两种宋本虽珍贵,但前者董康1913年影印,后《四部丛刊》收入,后者则1923年徐森玉曾影印,皆易见。瞿氏复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等书,校勘认真,这在今日一般古籍整理者都能做到。全书没有辑佚,是志不在此,因此缺收可靠文章如《文苑英华》存拟翰林制诰,存疑作品如《陋室铭》与“司空见惯”的那首诗,稍存遗憾。值得称道的是涉及文本异文时,瞿氏每能追踪经史文本加以定夺,显示熟稔旧籍的深厚功力。如《哭王仆射相公》诗首句,诸本多作“于侯一日病”,瞿校以为崇兰馆本作“子侯”为是,盖用《史记??·????封禅书》载霍去病子子侯暴病一日死之事,切王播之暴卒。再如《再经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全唐诗》所录有句作“蛙螟衣已生”, 瞿认为宋本“螟”作“蠙”,是用《庄子??·??至乐》“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是宋本不误。又如《咏古有所寄二首》之二“遗基古南阳”,一本作“南方”,瞿认为咏东汉阴丽华事,必不作南方。《金陵五题引》“逌尔生思”,朱氏结一庐本作“迺尔”, 瞿谓“逌尔”用班固《答宾戏》语,“迺尔”为误解。《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宋蜀本作“旧曹官”,瞿谓当依《文苑英华》卷二一八、《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全唐诗》卷三六五作“番官”是,并引《唐六典》为证,知其人为刘官屯田时的掾吏。再如《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首句,宋本作“云雨江湘起卧龙”,似乎可通,瞿认为此处用《易解卦》,当依朱氏结一庐本和《全唐诗》作“云雷”。再如刘禹锡为何字梦得,他认为取名是据《禹贡》“禹锡玄圭”,而梦得则可能据纬书《孝经钩命诀》“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凡此之类,非熟谙旧籍、典实、制度、地理等,难以臻此。

就全书构成来说,则主体为刘集所有诗文的校订解读,每篇下分诸栏,一为“校”,乃求文本之真,操作规范,已如前述;二为“笺证”,非一般之注释文义,而是各就人事、事件、地名、制度等展开讨论,部分篇章称“注”,体例未及划一,亦有“注”与“笺证”兼有者,则“注”明细节,“笺证”则发挥该篇写成时间、背景及所涉寓意之讨论。各篇详略各异,详者或至数千言,可作一篇论文看。全书之末,则有四项附录,一为《刘禹锡集传》,以刘氏自撰《子刘子自传》为本,据本集勾稽事迹以成新传,总约两万余言,类似年谱而将传主一生大节揭出。二为《刘禹锡交游录》,凡收五十五人,总约九万言,以刘之作品解读为依凭,稽考诸人之生平出处,重点交待与刘之交往始末及恩怨情隙,仔细阅读,方知为全书最精彩之部分。三为《永贞至开成时政记》,首末三十八年(叙至刘卒),为刘禹锡一生与朝廷政治最密切的时期。似为他考查刘诗文人事交集与政治纠葛之长编大纲。四为《余录》,为治刘集之随感而各篇难以归属者。估计以上部分皆最后完成,是总结笺证心得而尤望加以发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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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存诗约八百首,存文约二百二十篇,颇为可观。他学问浩博,为人强项,交游至广,大多为特殊原因或人际交往而作,寄意深远,解读不易。瞿蜕园早年即成长于同光余风的氛围内,于骈散文和古今各体诗皆称擅场,特别善于体会微妙的人际应酬和复杂的政治角逐中的含蓄表达,何况他的先人曾深陷政争,他本人又曾长期周旋官场,这些独特的经历和学养使他的解诗能有许多切肤凿骨的揭发。

举一首诗之解读为例。刘禹锡《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815)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禆于乐府云。”诗云:“宝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髙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秋萤飞去来。”诗旨在诗引(禹锡父名绪,故序皆作引)已经说明,丞相武元衡因主张平叛,为方镇遣刺客杀于上朝途中。禹锡与武有宿怨,此时恰在南赴连州的路上,得讯而作此二语,托武姬人口气表达哀悼。前人对此诗之评论,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即认为“其伤之也,乃所以快之欤”,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则比较柳宗元同时所作《古东门行》,认为二人虽皆与武有隙,柳“犹有嫉恶悯忠之意”,刘则“似伤于薄”。然则恩怨是个人间之事,武之平叛是为国家,牺牲更属壮烈,借此泄愤,更属不堪。瞿蜕园则认为刘之怨怼仅在诗引中“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谓二人名位本相埒也,“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明己之贬斥由于武也。不作挽诗而托于乐府,“虽不为快意语,亦固不许其为人矣”。这样的解读显然比宋人更为精当,更为刘诗之“微而婉”提供具体的注脚。附录柳《古东门行》,认为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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