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丁玲传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
作者：李向东 王增如
作者简介：
李向东、王增如多年致力于丁玲研究，曾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著作。王增如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
内容简介：
本书分10 章101 节，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书中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生动记述了丁玲以“飞蛾扑火”般的执著追求理想，虽历尽坎坷大起大落，但矢志不移。
本书披露了很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深入探索了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丁玲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
书摘正文：
上海大学
初见瞿秋白是在南京。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施存统带他来看冰之和剑虹。施存统的爱人王一知，是她们的同学、好友。
秋白“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话不多，很机警，冰之和剑虹立刻断定，“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第二次来，秋白的话多了，讲苏联故事如同“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她们喜欢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品时更加高兴，他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两人的成绩最优，商务印书馆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就是他们合译的。“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或是恋爱的。这都是人们所最爱听的。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瞿秋白凭借丰厚的俄国文学素养，让两个深爱俄国小说的女孩子为之着迷，她们紧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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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很有兴趣地听这两个女孩子讲“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建议她们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说那是一个正规的学校，“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并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加入动员，她们同意了，秋天进入上海大学，但只能在中文系做旁听生，冰之在一年级，剑虹在二年级。丁玲后来戏称：“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差不多一年，还是走后门进去的。”
第2页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地处闸北青云路，前身是私立东南师范学校，于右任1922年10月出任校长后改名上海大学，但他只是挂名校长，李大钊1923年4月介绍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后又介绍瞿秋白到校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个系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施蛰存说，施存统虽然只是教授，但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最初“崇拜的是施存统”，“到了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冰之在周南就读过《非孝》，而瞿秋白，她们仅仅“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茅盾说，上海大学“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校舍比较简陋，“它没有校门，不挂招牌，自然没有什么大礼堂了。把并排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拆掉，两间成为一间，算是最大的讲堂”，师生关系民主，学习风气活泼，“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革命人才，在中国的革命中有过卓越的贡献”。
冰之发现，这里的确比较正规，教员不大缺课，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她迷恋上沈雁冰讲授的希腊神话，从《奥德赛》、《伊利阿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离奇美丽故事中产生许多幻想，并去翻阅欧洲的历史地理，剑虹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他不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聊天的话题是文艺复兴、唐宋元明和普希金的诗，他既懂艺术又懂人生，很快就超过施存统，征服了两个女孩子的心。
冰之和剑虹看不惯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学生，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张琴秋、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等，男同学中戴望舒、施蛰存、孔令境对她们很好，但来往不多，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则有些傲气。”表现之一，是演戏时女同学都争抢主要角色，她们却去演两个谁也不愿演的丫鬟，“我还有几句台词，剑虹只是在台上站一会，走几步”。人之高低贵贱不在舞台上的角色，不屑与俗人争抢才显出清高孤傲。
还有一个更鲜明的“脱俗”例子，冰之和剑虹“买三元五角一张的包厢票”，“坐在最好的座位上”，“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姨太太们中间”，“穿着阴丹士林布的罩衫”，“满不在乎地”欣赏正处盛年的梅兰芳演出的《洛神》、《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
施蛰存在50多年后不仅写了《丁玲的“傲气”》，而且两次作诗怀念上海大学的情景。1979年6月听到丁玲复出消息，他写了《怀丁玲诗四首》，其中一首为：“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上课时后排的男生坐好，女生才低着头鱼贯而入坐在前排，男同学只能望其项背。田寿昌即田汉，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里也说过：“田汉是讲西洋诗的 ，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1989年施蛰存又在《浮生杂咏》组诗第36节写道：“冰之落落难谐俗，骨重神寒志不降。晚岁自知多傲气，故人犹幸许同窗。”诗后附文称：“丁玲晚年为文自叙，谓平生有傲气。此言不虚。在上海大学时，亦可见其落落寡合，不假言笑。”丁玲1982年将新作寄赠施蛰存，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
冬天来了，秋白和剑虹悄悄堕入情网，但谁都不肯先开口。冰之注意到剑虹的变化，却不知她内心的秘密，而她们之间本来没有秘密，冰之为此不快。一天，她发现了剑虹藏在垫被底下的情诗，懂得了剑虹的心思和苦恼，便跑去拿给秋白。秋白异常欣喜激动。
1924年1月初，秋白和剑虹结婚了。寒假里学校搬到慕尔鸣路，他们也换到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秋白一家、他的弟弟云白、施存统家以及冰之都住在一起。冰之每月按学校的标准，交给当家的瞿云白10元膳宿费。秋白和剑虹写了一本又一本情诗，爱情带给秋白动力与激情，“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白天在外忙了一整天，夜间还能翻译一万字文稿，稿纸上“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秋白和剑虹深怕冷落了冰之，常到她的小屋来坐坐，并把云白送他们的一只取暖煤油炉拿给她用。冰之虽然也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她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意见，“他和王剑虹都钻到旧诗里去，一天到晚圈圈点点，写旧诗酬答，我认为这样不好”。她成就了剑虹的婚姻，却一点点失去了剑虹，她们无形地疏远着，有一点儿貌合神离，剑虹只属于秋白了。在《韦护》中，韦护（瞿秋白）歉疚地对珊珊（冰之）说过一句：“我怕你不高兴我抢走了你的朋友。”
1980年初，丁玲写出一生中最精彩的怀人之作《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并加了一个副标题“回忆与随想”，对50多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76岁的老太太，以19岁少女的情愫与敏感，细细回味着当年三人之间那种难以言清的微妙关系，1924年上海的慕尔鸣路永远铭刻在她心上，一辈子都忘不了。此后丁玲再无那样精彩的文字了。
丁玲描写在寒冷的夜晚，三个人在她的小屋中围坐在煤油炉旁，“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冰之对他谈话的内容与见解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充满兴趣，秋白引领着她们往前走。冰之曾经问他，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好，现在又如何做起，这是她最困惑的问题。秋白希望她和剑虹都走文学的路，并鼓励她“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秋白后来又曾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极为精辟准确地预见了她的一生。
丁玲后来又说过：“我问过瞿秋白同志，我参加党，你的意见怎么样呢？如果瞿秋白是一个普通党员，他一定会说，那很好嘛。但瞿秋白不是那样，他有他的看法，有他对我的理解，有他对社会的理解，所以他当时说：‘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这话正中我的下怀，所以我就没有飞进党，我飞开了。”“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那时候我常想，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依此说，那时丁玲曾有过入党想法，这很可能因为她崇拜的施存统、瞿秋白以及向警予都是共产党员，由此对中共产生好感。
夏天，从法国回来的向警予找她谈了一次话，那时向警予已经是中共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很忙。九姨很委婉，实际是批评她，“但在整个谈话中，却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她只是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冰之自然懂得九姨的意思，她最怕的就是一事无成愧对母亲，而今她的成功又在哪里？冰之静下心来，回想这两三年的闯荡，究竟得到了什么？剑虹得到了秋白，有了归宿，自己真的是两手空空。她对上海大学的教学也不满意，后来在《韦护》中借毓芳之口评价几个老师说：“他们一股脑儿看了几本书？文学，你们去打听一下吧，什么人都在那里做起教授来了，问他们自己可配？除了翻译一点小说，写几句长短新诗，发点名士潦倒牢骚，可有一点思想在那里？”又借珊珊之心抒发自己的感觉：“这位教授讲一点翻译的小说下课了，那位教授来讲一点流行的白话诗，第三位教授又来命他们去翻一点不易懂的易经和尚书。到底这有什么用？她本来对文学很感到趣味，谁知经先生这么一教，倒反怀疑了。”冰之忽然有了一种警醒，悄悄计划着新的生活，北京的老同学来信说那里思想好，补习学校的校长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人，她决定离开“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的王剑虹，去北京读书。
暑假回湘前，她把这个打算讲给秋白和剑虹，并说暑假过后就直接去北京，实际是向他们辞行。秋白和剑虹感觉突然，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虽然表示同意，却都沉默了。亲密的友谊，愉快的交往，就这样一下子结束了吗？他们难以接受！冰之走的那晚，他们没有去送，“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他们以这种方式表示着不满。只有云白送她上船，提了一篓水果。此时已是深夜，丁玲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情：“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漂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
冰之住在母亲学校里，依然免不了思念剑虹，不久收到剑虹的信，说她病了。秋白附了一段话：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秋白的不祥之兆让冰之诧异。又过了半月，她收到剑虹堂妹的电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母亲爱怜剑虹，赶紧筹措路费，冰之匆匆赶回上海，剑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里，秋白却不在，去广州开会了。他不仅是丈夫，还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仅有家庭责任，还负有社会责任、对于革命和组织的责任。冰之不理解这些，只对秋白充满怨恨：剑虹的肺病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丧事未毕你却跑掉了。她没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给他写信，忿忿地想：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从此割断！她怀着悲痛，乘船去往北京。
以后，秋白借来北京开会之机曾找过冰之，他想同她谈剑虹，谈对于剑虹的思念、愧疚与忏悔。思想深刻情感丰富的秋白有满肚子话要倾诉，而冰之是最合适的对象，她不仅仅是一个“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而且是他与剑虹全部爱情过程的唯一见证人。但是阴差阳错，秋白来时她不在，她去回访他又不在，云白却高兴地拿出一张杨之华的照片给她看，冰之自然无法接受，因为剑虹去世还不到半年。那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慕尔鸣路结婚，此后冰之与他就基本断了个人的交往。
其实秋白和剑虹并非那么美满和谐。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演，谈到《韦护》的创作时说，主人公的原型“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那女人十分的爱他。他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然而“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这应该是瞿、王裂隙的根由，这时丁玲就比较理解秋白了。
后来瞿秋白给她写过十来封信，全都工整地写在五色布纹纸上，信中总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丁玲在她的忆文中称之为“谜似的一束信”，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谢澹如家里，后来遗失了，对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她说秋白在信中把她“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贯穿秋白一生的革命与文学、革命与爱情、革命与个人兴趣的矛盾，表现出他思想与性格的两重性，这大概就是她当时“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的地方。后来她在延安读到《多余的话》，一下子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
第3页 :也频就义
也频就义
1930年12月中旬，武汉大学放了寒假，沈从文回到上海看望九妹沈岳萌，那年9月他通过陈西滢的关系，去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过了元旦，他去看望也频和丁玲，家里多了小孩子就显得热闹，但是话题转到各自的生活现状和未来的打算，便话不投机，这一年间他们变化都很大，愈行愈远，已经是两个不同圈子的人了。小孩子要吃奶粉，要请奶妈，从文感觉到他们日子的窘困，看到也频还穿着短衣在外边跑，就把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他穿。他比他们过得好些。
1931年1月17日，也频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下午要去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但是直到天黑也没回来。丁玲焦急起来，“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她想到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就跑去敲他家的门，但是没有人来开门。她站在马路上大声喊，但是房里听不见，灯也熄灭了。夜深了，丁玲“疯了似地又跑了起来，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冯乃超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住在一家煤炭店的三楼，因为天气冷，门窗关得很严，她在楼下叫门叫了许久，也许是不能大声叫吧，我竟没有听见。第二天清晨，丁玲又来找我，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件。”
1月18日是星期天。丁玲等不到天大亮又去找冯乃超。乃超带她去找冯雪峰，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被捕了。丁玲脚步沉重地回到家里。沈从文带来一张便条，用铅笔写在一张黄色粗纸上，那是也频的字迹。消息证实了，他被捕了。他被捕的东方旅社地处公共租界，如果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就会更加麻烦。下午，闻讯赶来的李达、王会悟夫妇把丁玲母子接到家里。李达已于1923年脱离中共，在上海法政学院做教授，但仍然同情中共的主张，并尽可能地帮助一些中共党员。
1月19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柔石的好友王育和在1962年5月写的《柔石烈士被捕、营救及牺牲经过》中说：“上午开庭，我自己因请假手续来不及做，就请林淡秋去旁听。中午他回来说，这件案子案情重大，同案被捕的有二十多人，胡也频、冯铿也在内，别的多不认识，对这案子关怀的人极少，旁听的人没几个，也都与此案无关，出庭的律师只张横海一人。开庭时，法官宣读了被告姓名和罪状后，龙华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就提出强迫要求，把全部案犯引渡到龙华去。当时张横海依法提出抗议，凡在租界内发生案件应由地方法院审讯处理，不得任意引渡。但孤掌难鸣，法官亦难主持公道，在警备司令的淫威之下，接受了无理的要求，被告23人在高喊反对无理引渡的口号中，一个个被迫送上囚车，开往龙华监狱中去。”龙华监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关押要犯的地方，有刑场。
1月17、18号两天，国民党到处抓人，胡适20日日记：“星期六与星期日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人认为是文学家胡也频。”
一连几天上海雨雪霏霏，丁玲“因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很坏，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但她“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她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说人已转到公安局，她又去找公安局律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而“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不是重犯不是这样的”。
沈从文也很着急，找了徐志摩、胡适，又专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但他们都表示案情严重，无力营救。
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天很冷，飘着雪花，沈从文陪丁玲去龙华探监，送被子和换洗衣服，但因胡也频属要犯，等了一上午也不让见。丁玲回忆：“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也频。
朋友们都伸出援助的手，郑振铎送来200元，说是预支的稿费，并和陈望道联合署名给邵力子写信，要丁玲去南京找他，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丁玲说，这200元“后来我没有用稿子偿还，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欠债”。
沈从文陪丁玲去了南京。国民政府里等待见邵力子的人挤满了一屋子，丁玲正焦急，有一个人走过来把她请进里间。邵力子惋惜地说：“这是怎么搞的，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去了!”他立刻给上海市长张群写了一封信，要丁玲即刻回上海交给他。
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也带来消息说，陈立夫表示可以帮忙。沈从文去见了陈立夫，回来告诉丁玲：“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丁玲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
左恭与曹孟君已经结婚，丁玲住在他们家里，但感觉原本热情的曹孟君变得冷静淡漠了，“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我们就疏远了”。后来她被禁南京时，曹孟君也没有去看过她。
在南京一筹莫展，2月8日早晨，丁玲和沈从文乘火车返抵上海。“我感到事情快明白了，快确定了。既然是坏的，就让我多明白些，少去希望吧。我已经不做再有什么希望的打算。到上海时，天已放晴。看见了李达和王会悟，只惨笑了一下。我又去龙华，龙华不准见。我约了一个送信的看守人，我在小茶棚子里等了一下午，他借故不来见我。我又明白了些。我猜想，也频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相片册子，里面有也频，还有柔石。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相。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这天夜晚12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2月7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两天后，龙华监狱那个看守送来也频一封信，还支支吾吾说也频解到南京去了，前两次送信他都要了5元钱，这次没有要。这是也频2月7日写的最后一封信，开头写着“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还说估计可能要坐两三年牢。他被捕后用了个假名字叫蒋伯铭。
柔石好友王育和的文章说：“蒋介石因被捕中间有各界重要分子，于是‘中央要人’频多向他说情保释。他老羞成怒，手谕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着令全部案犯立即活埋。…………2月7日夜半，用机枪扫射，集体枪杀于龙华司令部内之荒地上，尸体就地掩埋，不留痕迹。据司令部附近居民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临刑时，他们从监门口起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口号，声震四邻，直至枪声止而喊声才息。”
3月21日，丁玲由沈从文陪同，把祖林送回湖南老家。路上走了10天，月底抵常德。丁玲不敢对母亲讲明实情，谎称也频要去苏联，自己一人无法带孩子，将只有四个月大的祖林交母亲抚养。她担心自己感情失控走漏实情，在老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辞别。过武昌时，丁玲还随沈从文拜访了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在丁玲最困难时，沈从文挺身而出，全力相助，豪侠仗义，患难中见真情。
第4页 :“我是被恋爱苦着”
“我是被恋爱苦着”
自打接办《北斗》起，丁玲与雪峰的联系多了起来，因为“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北斗》的编辑方针，也是他跟我谈的”。冯雪峰于1931年2月调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调任中宣部文委书记。
丁玲与雪峰的恋爱，是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也是没有结果的一次。此前她与也频，还没有尝到恋爱的滋味就直接步入同居，“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此后她与冯达，主要是过日子的伴侣，谈不上多少感情色彩。再后来与陈明恋爱时，她已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理智得多，沉稳得多，显出一种成熟者的恋爱。
大约从1931年7月开始，丁玲与雪峰之间开始有一些通信。丁玲写给雪峰的信，除了作于1931年8月和1932年1月、已经公开发表的《不算情书》，上海鲁迅纪念馆还存有另外几封。这些信与《不算情书》等书信、文稿一起，都是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冯雪峰、楼适夷转移到进步人士谢澹如家中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谢澹如曾经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三篇文稿和胡也频的一些文稿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而“胡也频、丁玲的照片10余帧及丁玲致冯雪峰信6封”，则是1962年谢澹如病逝后，其夫人钱云锦于1963年捐献的。谢澹如深知它们的珍贵，又涉及个人情感隐私，想有机会直接交给书信的收寄人，他早在1923年就积极参加湖畔诗社活动，深得雪峰信任。谢澹如之子谢庆中曾经撰文说，谢澹如为了保存这些文物想了许多办法，甚至缝在岳母的寿衣中。2007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生平与创作展”，玻璃柜中展出了数封丁玲致雪峰书信原件，专家学者们连连惊叹：“太珍贵了！”
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几封信，其中有3封基本完整，1封是半篇残信，写在半张纸上，这4封均有抬头，用钢笔自右至左竖行书写，用的是同一种印有分行线的书写纸，正反两面书写。这些信是丁玲与雪峰炽烈恋爱的记录。
丁玲最初的心理很矛盾，欲言还休，她在一篇涂抹凌乱、没有抬头的信纸上先是写下“我不愿意欺骗我自己，我要对自己公开的说一句话。我是被恋爱苦着”，然后又把这一句重重划掉。这大概只是她的自我倾诉。
正式的通信大约始于1931年晚春，两人之间有了一条交流渠道，丁玲立刻感觉“四周都充满着生气，充满着光明”，“我想我不会再掉在无谓的烦恼里了”。她不愿按雪峰的意见，将他的名字写作“××”，她一定“要写上这个在我心里叫唤惯了的名字，这个存在在我的心里是三年多了的可亲的名字”。
在以后的信里，丁玲的情感越来越炽烈，语言越来越大胆。雪峰则理智、矜持得多，家庭的责任、左联领导者的身份都约束着这个共产党员，他不喜欢她尽说些“糊涂话”，丁玲把“那些糊涂话的信就只好写了又扯，扯了还要骂自己”，但是“在心上却实在不能将那些话死去，还是要想雪峰”。她不能不倾诉，又不敢尽情倾诉，小心节制着，担心“有一点使雪峰觉得说过了分”。但是她更希望“假如雪峰能稍稍诚实点，能喜欢我点，我是只有更感到这生的意义的。雪峰，想到你那样子，有时真有点恨起你来”。她为她和雪峰未能走得更近些深深惋惜，甚至“有点悲哀”：“我总是这末觉得，我们两人都有点虚伪，我们都骗了自己，尤其是你，假如我们不是这末为一种并不必要的理性拘束了自己，我们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形，我们可以更了解许多。…………我实在曾经骗过自己，骗过自己可怕的感情，我勉强把自己骗过来了，或是我不承认这结果在我是合算。想起来真有点悲哀，恐怕我们永远就这末在一种可笑的情感之中，随着时间拖下去，拖到更难于接近的地位上了。”造成这样的结果，“雪峰，我想是该你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丁玲对雪峰除了情爱，还有深深的崇敬，因为敬佩而爱得更深，她对雪峰的话始终有服膺之心。雪峰是最早对《莎菲女士的日记》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莎菲》太消沉了，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更不愿意丁玲沉落在那种情绪里，他希望丁玲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在给雪峰的信中说，“冰之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冰之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雪峰说过假使冰之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那雪峰就不会爱冰之。正为了这句话，使冰之怕，怕失去这可贵的爱，冰之装也要装成一个有希望的人”。由于雪峰时常“严厉的鼓舞”，责备“近来的懒惰”，丁玲便会因为“起来得太迟，一个好的上午让它空过了”而感到“心里最难过”，决心“下午我一定要开始写文章了”。雪峰是抽打懈怠的鞭子，是丁玲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所以有人认为，胡也频之死对于丁玲确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但加速丁玲转变而左倾的却是雪峰，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大。
工作的热情，特别是在雪峰领导下工作，让丁玲从丧夫别子的愁苦中走了出来。她振作自己，按着雪峰期望的样子去生活，除了编辑《北斗》，她还努力创作，那是她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1931年7月，她开始写《某夜》，小说记叙了一个“忠实而又努力”的“热情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夜与二十几个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的场面，显然那是胡也频。但是小说没有完成，“后来因为别的事便又搁下了”，直到第二年6月才把它续完。这“别的事”不仅指《北斗》，还因为她先要写完《田家冲》，这是从湖南一回到上海就动笔的，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青年在农村发动革命的故事，是在家乡得来的素材，母亲有好几个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并在马日事变之后遭到屠杀，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丁玲。在1931年4月那篇自序性的《从夜晚到天亮》中，丁玲写到，“稿纸铺在桌子上，还只写了12页，才写到天真的、农家女幺妹和那三小姐坐在土屋前讲过去童年时候的事。她于是继续写下去，写大哥这时在不远的地方修田坎…………”这稿纸上写着的就是《田家冲》，写地主的女儿三小姐从城里来到乡下，住在农家女幺妹家里，悄悄开会发动农民斗争的故事。从情节看，那时《田家冲》已经写好了三分之一。
丁玲把两篇小说交叉着同时写，《从夜晚到天亮》5月发表于《微音》月刊，《田家冲》刊载在《小说月报》7月号，有人批评它“有罗曼蒂克的感觉”，丁玲承认《田家冲》确有失败之处，但“这材料确是真的”，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女性革命者。
紧接着就是《水》。
丁玲自出道以来，一直写城市写知识分子，突然间写了一群农民、一场农村大水灾，尽管在《水》之前有《田家冲》作为城乡转换的铺垫，但是无论场面、气魄、反映生活的广阔与力度，《田家冲》远不能与《水》相比。这是丁玲革命意识增强和创作上再次努力突破自己的实践，她后来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
丁玲说：“我写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比较顺手，但写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就比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她写《水》，与童年的经历有关，常德地处沅江下游，“每到春夏，就要涨水。一涨水，常德县城就像一个饭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时都和城墙一样高了，城内街巷都要用舟船往来。老百姓倾家荡产，灾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因此，我对水灾后的惨象，从小印象很深。”
《水》大受好评。茅盾在1933年丁玲遭绑架后写的《女作家丁玲》中说：“《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作为背景的。遭了水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关于《水》的第一篇评论出自雪峰之手。《水》在1931年9、10、11月的《北斗》上连载，1932年1月的《北斗》就出现了署名“何丹仁”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雪峰首先肯定了小说的成功：第一，“作者取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时的题材”，“快捷的”取用了“像水灾这样动人的，时事的，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第二，“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
雪峰进一步分析了丁玲的写作道路，说从《梦珂》到《田家冲》，“明显地反映着作者自己的觉悟，悲哀，努力，新生”，“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但是这还不够，“《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在《田家冲》和《水》之间，是一段宝贵斗争过程，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严厉的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
雪峰认为：“像这次这样巨大的水灾的题材，作者只造成了近于‘速写’的二三万字的短篇，是分明没有完成这题材所给予的任务的。实际上，《水》是应该续写下去的。”他没有给予《水》过高的评价，一再强调这“只能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这样说才“更妥当”。后来他在1947年编选《丁玲文集》写的《后记》里又说，《水》“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评论丁玲的作品，他始终很严厉，但丁玲一直认为，雪峰的评论是最好的评论。
丁玲自己也讲过，《水》是仓促之作：“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8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促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
由于雪峰的鼓励，丁玲并没有止于《水》，她又产生了一个“宏愿”，以上海民众抗日救国斗争为题材，计划写一部10余万字的长篇。丁玲多次参加过抗日游行集会，对于民众的强烈情绪有深切感受，和《水》相比，这是一个更熟悉的素材。但或许是愿望太为宏大，时间又过于窘迫，所以只写了两万多字的《多事之秋》，便放手了。从在《北斗》上发表的这两万多字看，并没有超过《水》。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来看丁玲。他正在写一篇长文章，回忆1939年初，他受人之托去义乌县神坛村给冯雪峰送一套刚出版的《鲁迅全集》，雪峰留他住了三天，长谈了三个夜晚，让他终生难忘。他已经写出《初访神坛（第一夜）》，在《新文学史料》刊出后反响甚好，三联书店打算出书。但继续往下写时遇到困难，骆宾基希望能从丁玲那里得到一点提示和帮助。
骆宾基告诉丁玲：雪峰第二夜还谈到了你。丁玲很有兴趣地问：雪峰怎么讲到我？骆宾基说，雪峰讲到你的时候，讲到了《水》，他很欣赏《水》，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他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
丁玲大笑道：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在形式上，心理上，事实上，我和冯雪峰两个人有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我和胡也频没有的。
第5页 :被捕
被捕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丁玲和她的新伴侣冯达出于安全考虑，搬离了善钟路沈起予家，东住几天西住几天，1933年春天搬入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一幢红砖洋房，住顶层四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子，做饭在楼道里，厕所每层公用。左联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开会接头都是在某人家里或某个临时地点，丁玲是左联党团书记，她家里就是一处党的秘密联络点，因为地处公共租界，比较安全。冯达在中共江苏省委《真话报》工作。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据她在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所述，被捕经过大体如下：
5月13日晚上，冯达9点多才回到家。他去看两个《真话报》通讯员，在窗下喊了两声无人回答，却看见屋子里灯光摇晃，并有杂乱的脚步声，冯达急忙转身离开，回到家用钥匙开门时，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告诉丁玲，他们的住所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5月14日，丁玲要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冯达还要去看那两个通讯员。早晨两人离家时约定，中午12点之前一定回家，到时如一人未回，另一人要立即离开。丁玲特意绕道去告诉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夫妇，并说如果下午自己不来，就可能出了问题。
丁玲11点半回到家，未见冯达，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找冯达，他听丁玲说了情况，并不以为然，反倒拿起桌子上的《社会新闻》看了起来。潘梓年是一年前丁玲入党仪式的主持人，丁玲看到他沉着从容的样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突然，楼梯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门砰地被推开，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马绍武等三人闯入屋内。他们被捕了。
1984年6月24日，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沈醉给丁玲写信称：“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
丁玲确是被中统逮捕的，但沈醉信中有几个疑点：丁玲住在公共租界，而非法租界；军统成立于1938年，丁玲被捕时尚属军统前身国民党复兴社；沈醉1933年只有19岁，参加复兴社只有一年，恐尚难担负“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重任。
按丁玲的说法，特务们并非为捕她而来，甚至不认识她。《魍魉世界》记述当时情景说，先是马绍武等三个特务破门而入，三四分钟后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叛徒胡雷，“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见状把胡雷拖到门外谈了一会，“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丁玲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又过了五六分钟，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冯达。“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推上一辆汽车开走了。“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所以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租界的治安自成系统，不经过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不得随意在租界捕人。马绍武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个意外情况，让抓捕之事一下子闹大了。丁玲与潘梓年被绑架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来到丁玲寓所，走到三层与四层楼梯拐弯处，突然发现上下都有特务，进退不得，在搏斗中破窗跳楼，跌落在楼房后面小巷里。特务见死了人，立即惊慌跑走了。次日报纸报道了昆山路上的一具莫名男尸，这样，丁玲居住的小洋楼一下引起租界巡捕的注意，而丁玲失踪的消息也迅速披露于报端。
应修人因何而来？丁玲1983年5月16日与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谈话时说，应修人是“到我家来开会。当时这是很不策略的，在组织上我们是不同的系统，不应当直接在我家开会”。潘梓年大概也是来开会的，他们同属中共江苏省委。
5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登载消息《丁玲女士失踪》，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大美晚报》是美国报业公司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消息来源于租界。接着上海、天津、北平一些报刊相继报道，此事成为社会热点。经过追踪探寻，事件经过渐趋明晰。5月23日，“上海文化界始知丁潘二人实被便衣暗探用汽车绑到南市，生死未卜”。同一天，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
6月10日，文化界成立丁潘营救会，并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称：“迄今丁玲何在，尚在秘密之中。”6月19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称：“现在丁玲，或许已被埋葬在国民党刽子手们经营的秘密墓地中。”
鲁迅一直在密切关注，6月28日写了《悼丁君》，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中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9月21日又致信曹聚仁，将《悼丁君》抄给他，刊载于9月30日出版的《涛声》：“如磐夜气压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鲁迅并建议良友公司尽快出版丁玲的《母亲》，“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辑赵家璧即刻行动，作为丛书第七种，6月27日出版，28日“在北四川路门市部先发售作者签名本100册。这天上午9时铁门一拉开，读者果然蜂拥而入，签名本一抢而光，其余的也售出很多”。后来鲁迅又查到丁玲母亲地址，告诉赵家璧说版税按此地址邮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100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
在此期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援救，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国际友人也发起强大的抗议和声援，丁玲失踪一事越闹越大，对国民党当局形成巨大压力。
上海警方对于丁玲遭绑架一事始终缄默其口，上海市长吴铁城在6月1日答复胡适的电文中称：“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后来，“屠坤范女律师及吴凯声律师曾往上海市公安局查询，公安局中承认曾捕潘梓年，但否认亦捕丁玲，而对于潘之被捕地点则拒绝答复”。经过一再追问，警方把潘梓年被捕地点说成是“闸北舢板厂”。官方警方害怕租界的洋人，“在公共租界捕人必经过手续”，否则“恐引起外人纠纷”。
被捕次日，丁玲与冯达被秘密解往南京。先在“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住了一天，然后换到一个稍差些的旅馆，这是“狭长的一条院子”，有两三排平房，只有丁玲、冯达和三个看守。6月，又将他们移送到一个姓王的特务家中，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很多房子。10月又押去莫干山，年底又回到南京，住特务曹功锦家。这样搬来搬去，有点东躲西藏的样子，国民党中统机关极力要隐瞒封锁抓捕丁玲的事实。
在陪都饭店（或新都大旅社）关押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的人出场了，来的是个小角色“王科长”。接着出场的是叛徒、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他曾经是冯达的上级。他对丁玲说了三点：“第一，你是共产党员，…………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他连着来了两天，劝降，但毫无效果。丁玲要么不理他，要么嘲笑他。
5月末的一天，丁玲隔着窗户看见，一个人“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这个人叫韦丛芜，是鲁迅好友韦素园的弟弟，比丁玲小一岁，1925年曾到北京大学旁听，结识鲁迅并建立密切关系。那时丁玲也在北京。后来韦丛芜与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在北京共同创办了文学团体“未名社”。
丁玲认识他，但不太熟，知道他属于鲁迅“语丝”一派，“以为有了一点希望。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请他转去。我先问他能不能办到，如能，就贴一块手绢在玻璃窗上。这信是冯达上厕所时，路过他的房门口扔进去的。当晚我果然看见他们贴在窗户上的一块小手绢，真高兴极了”。
韦丛芜为何也能住进这个神秘的旅社？1933年他离开任教的天津女师学院，回到家乡安徽霍邱县搞农村合作化试验，为求得国民党高官支持，来南京找陈果夫、陈立夫。陈立夫曾经担任党务调查科主任，是徐恩曾的前任，所以韦丛芜便住进了这家旅社。
过了两天，5月31日晚上，韦丛芜趁丁玲到院子里透气时告诉她，蔡元培不在南京。
全国解放后，韦丛芜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英文编辑，1951年12月3日给丁玲写信，忆及此事说：
昨晚上同小潘（应人）见面，廿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谈起约在廿年前我们在南京陪都饭店见面的事情，他说你在延安同他也曾谈到过。我在上海翻译协会内也常和同人们谈起这件事。你给我的那张纸上所写的信是多么美丽而又不胜哀愤啊！我藏在大衣内口袋里，足足有七年，以后四边磨破，变成四块了。
你托我的事情是要把你被捕的消息报告给蔡孑民先生，这，我当时在草坪上这一头（你同另一位同志在那一头）向我后来的老婆（天津女师学院学生）大声说，“报上已登出蔡先生他们营救丁玲”，就是说给你们听的，难道你没有听见么？我是说出叫你放心的。那天的事情真是突然！我万没有料到，在报纸上刚看见的被捕失踪的老友丁玲，竟出现在我的身边，那位同志扔给我一个纸团，真把我嚇了一跳。第二天我在写给夏丏尊先生的信中提到在南京偶尔看见了你。事实上，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被捕而且被带到南京去了。…………
昨晚同小潘谈了三个钟头的过去历史，非常痛快，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谈谈。
韦丛芜所说“报上已登出蔡先生他们营救丁玲”，是指5月23日蔡元培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信中说到的潘应人，1908年生，潘漠华的弟弟，上海左翼文学青年，原名潘恺霖，因仰慕同敌人搏斗牺牲的应修人，改名潘应人。
丁玲没有给韦丛芜回信，她不愿意同不明底细的人、给国民党干过事的人谈论那件让她在延安审干中吃过苦头的往事。韦丛芜未见回信，又听小潘说丁玲对他有误会，便于1952年5月1日再次写信解释说：
我对你只抱歉我没有力量帮你忙，你也只托我把你被捕消息告知蔡孑民先生，我当时在草坪上已经侧面转告（在草坪另一头）你，蔡先生已经知道，并已经在营救了。你写的那一小块纸，抒情的成分多，与政治毫无关系，那是不必让任何人看的东西。我保存了七年，（我可以凭着一切发誓，）最后我经商由重庆到上海时才留交给重庆家人辗转遗失了。
丁玲仍然没有回信，但是韦丛芜的两封信她却一直保存着，那里边有一些涉及她的历史的重要资料。
6月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出现了。他跟丁玲讲了一些实情：“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他还说：“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并表示：“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6万元钱，供你出国。”
徐恩曾讲了大实话，又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他对丁玲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丁玲很奇怪，叛徒汪盛荻已经告发了她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徐恩曾还这么说？她细细琢磨终于明白，他是不想把事情做绝，让双方都有回旋余地。
1984年6月24日沈醉致丁玲信中，对她被捕后未遭杀害也做过解释，说当年反动派“对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随便杀害，是有八个字的原则，即怕‘社会舆论、国际影响’”。丁玲去世后，陈明为了编校《魍魉世界》，曾在1986年10月11日偕王增如探访沈醉。他住在全国政协宿舍一个普通的单元楼房，黑红的脸膛，花白的头发，虽然年过古稀但身体很好，只是茶色眼镜片后，一只受伤的眼睛转动不大灵活。谈到国民党特务抓捕丁玲一事，沈醉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很大，还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还有外国人的声援，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
第6页 :“悲剧中的人物”冯达
“悲剧中的人物”冯达
在丁玲一生中，冯达是个重要人物、敏感人物，也是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人物。几乎所有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文件中，冯达都被说成“叛徒”，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里对他的定性是“叛变”。
把冯达搞清楚，才能真正把丁玲的南京历史问题搞清楚。
冯达是丁玲的第二个丈夫，是蒋祖慧的父亲，比丁玲小4岁。他与丁玲同居，大约始于1931年11月。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写道：“这年11月，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
冯达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盟员，既非左翼作家，也不是棱角鲜明的斗士，性格才华皆平平，与丁玲差距较大，所以他与丁玲的结合，或者说丁玲选择和接纳冯达，让人感觉有些意外。
这是一种特殊心境下的选择。冯达是在丁玲“寂寞孤凄的时候”，静静地“走进了”她的生活。
当时，丁玲对雪峰爱得死去活来，但雪峰一直理智地克制自己，两人的关系不会有结果，所以丁玲说“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她“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在这种境况下，冯达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1983年12月19日丁玲告诉骆宾基：我同冯达好，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不能和很多人来往，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就给我出主意，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冯达是他带到我这里来的，后来在上海，在四川，他们两个人还有来往。冯达一直很尊敬雪峰，“一·二八”的时候，雪峰住在北四川路，那里打仗，他要搬到城里来，搬到租界上来，又要租房子，经济上一直困难，所以把老婆送回去了，他一个人生活，有些寂寞，经常来我们家里，有时也约了到外头去喝咖啡。
楼适夷说：冯达“原来是上海豫园（那时称为城隍庙）一家照相馆的伙计。我认识那家照相馆老板，好像姓陆，只是招牌已记不起来了。史沫特莱是新闻记者，经常上那里去冲洗照片，认识了冯达，见他英语说得很好，外貌也老成，颇加信任，与老板商量，调他作了自己工作上急需的翻译人员。冯在史沫特莱手下工作，思想受了影响，也有进步的表现”。
1932年，楼适夷主编《大陆新闻》，冯达在《真话报》，两报同属中共江苏省委，楼适夷的介绍应该是可信的。
丁玲第一次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1931年5月，那时冯达已经为史沫特莱服务了。史沫特莱曾写道：1931年3月我结束在菲律宾休假回到上海，“我的秘书冯达接我时告诉我，有24名年轻作家、演员、艺术家被捕而且已经被杀害”。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胡风记得，1932年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见到了只要可能就非来缠住丁玲不可的冯达”。
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这样描述冯达：“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100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15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冯达老实本分，做事认真，他没有热也没有光的“平稳的生活态度”，正是丁玲所需要的，冯达是水，能够让躁动燃烧的丁玲沉静下来。事过50年，丁玲在《魍魉世界》里介绍冯达时具体详细，记忆清晰，语气平和。
在丁玲遭绑架一事中，冯达究竟是怎样的角色，这是评价冯达的关键。普遍的说法是，冯达出卖了丁玲。早在1933年6月10日《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中就称：“有冯达者于5月14日带领多数便衣暗探到丁玲住所…………”他们只注意到冯达是同特务一起进来的，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冯达故意拖延了时间，以为丁玲已经离家。
5月14日，冯达再次去看两个通讯员时被捕。但他带领特务回家，已是“下午一时许”，时他与丁玲约定的离家时间是12点，“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冯达进门后看到丁玲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
所以，冯达并非带着特务来抓丁玲的。
在《魍魉世界》里，丁玲被捕后斥责冯达“是你把我出卖了”，冯达“连声解释”说：是“有人盯梢，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丁玲还说，“我是不原谅他的，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也没有写自首书”，也“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注意，丁玲认为冯达只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她真正气愤冯达的，是他1934年4月至11月到国民党机关去做翻译，甘心情愿为国民党做事，她气的是冯达太软弱！
2010年7月2日，笔者去看蒋祖慧，她谈起了她的父亲冯达。
“我第一次知道冯达，是‘文革’中间，江青说：蒋祖慧是双料货！指的就是我父亲冯达是叛徒。抗战胜利后在晋察冀时有人跟我提起过，我问妈妈，我爸爸是谁？妈妈说，问这个干什么，他死了！我真正知道他的事情是1975年，我去山西长治看妈妈，她晚上要我和她一起睡，讲给我听的。当时我很困，也没有兴趣听这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文革’以后，我们团有一个人的父亲在美国，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父亲认识我父亲。后来通过他父亲，冯达知道了我的地址，我也知道了他的地址，我们就联系上了。冯达的爱人叫郑慧，我称呼她慧姨，他们有两个女儿，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小女儿1978年生病死了，大女儿是医生，在美国开私人诊所，她和她妈妈长期住在美国，冯达因为不习惯美国生活，独自一个人住在台湾。他在一个类似我们社科院那样的研究机构搞研究（按郑慧信中称之为‘国关中心’），主要翻译苏联经济方面的资料，我去参观过，那里的中国杂志报纸特别全。但他不愿涉及中国大陆方面的事情和问题。他写文章用的笔名是‘一心’，有人分析说，‘一’是丁玲‘丁’字的上半部，‘心’是祖慧‘慧’字的下半部。”
冯达的工作单位，郑慧致蒋祖慧信中称之为“国关中心”，其全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据已故中共党史专家高华说：“在两蒋时代，‘国关中心’起着‘智库’的作用”，“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下辖6个研究组，1975年划归政治大学，逐渐“转型成为一般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了解了冯达工作单位的这一背景，便可理解他给祖慧信中说的“如果我认为我可以去大陆，我早已到北京和你一家人团叙了”。
冯达有一个邻居每天早晨陪他散步，1990年春季的一天，冯达没有去散步，邻居不放心，到家里一看，他摔倒在地上，赶紧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冯达的颈椎摔坏了，病得很重。郑慧从美国赶回来，冯达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告诉祖慧，希望她能来探望。他们是1988年底取得联系，一年多来他作过种种见面的计划，去东京见，去香港见，都未能实现。
当时去台湾的手续很难办，芭蕾舞团赵汝蘅的爱人廖晖是国务院侨办主任，他帮了忙，打了招呼，所以祖慧办理手续很顺利。父女终于相见了。祖慧说：“我看到他时，他很激动，但是我好像一下子唤不起那种父女之间的感情。”她在台北住了两个星期，住在医科大学招待所，每天都到病房探望好几次。冯达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讲话，只能摆摆手或摇摇手，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他与丁玲的女儿，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了。祖慧拿着《魍魉世界》问：这本书你看过吗？他点点头。又问：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点点头。他曾经在给周良沛的信里说过：作者的记忆力很好。
冯达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1990年8月24日凌晨1时去世。9月16日火化，按照逝者的意愿，骨灰投入大海。
晚年的冯达，性情淡泊，独自住在远离台北市区，一个叫做“花园新城”的小区，两室一厅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他给祖慧写信说，这是“一个新开的住宅区，十分清静，是读书、散步的好环境”，“我每晚8时上床，每晨4时起床，极少下山”。他“回台五年，未离台北一步，习惯安静，不愿远行”。冯达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天读书，做家务，包括洗衣、打扫、买菜、烧饭、洗碗等。“我全靠退休金生活，过一种平淡的日子，我自己自信我是十分清廉而公正无私的人，朋友们对我的尊敬，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难能可贵的一点。我想你一定因为有这样的爸爸而快慰！”“我光明正直，不和人争，我相信在熟识我的人中，不会有人说我不好。”他说他“很少和朋友往来，只有些很熟的邻居”，希望“到死时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无需求人照顾”。
冯达从1988年12月2日和祖慧通信起，几乎每封信里都要谈到“冰之”，对于冰之的思念、敬重和愧疚，三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他两次以赞赏的口气提到冰之说过的一句话：“谁说顽石不会点头！”这大概是丁玲当年决心冲破魍魉世界的话语，连她自己都忘记了，他却牢记着。他很想读到冰之的作品，但是台湾禁止出版，他要祖慧寄了一些。后来意外在台北街头书摊上买到一本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丁玲选集》，内收小说7篇、散文9篇，“真是喜从天降的兴奋”，“立即‘手不释卷’的细读，三天的时间全部读完。我希望读到更多她的著作”。他读了刊载在《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上的《魍魉世界》，说一帧丁玲照片说明的时间有误，“我想来想去，用尽脑筋，想不出是1933照的，我想是1931前照的”。
冯达对于丁玲的母亲也心怀敬意，给祖慧信里说：“你外婆是一位十分可敬的人，我永远尊敬她。”“她同意女儿解除订婚之约，同意女儿在那个年代以一个弱女子只身出外求学，而只嘱咐一句话：‘守身如玉’。”
他倾诉最多的是对祖慧的思念，“你小时的一举一动，我时常想起，好像你就在我眼前”。“你会走路不久，你妈妈有一个好友开办一个托儿所，要求你妈妈把你送到她的托儿所去（住宿的）。送你去了一个月，你妈妈把你接回家玩玩，你到了家后，我们觉得你全变了，失去了活泼了，话也不说了，无声的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张望，很显然你当时的小小心灵是受了创伤了。你的妈妈心痛了，立刻决定不再送你去托儿所了。”他保存着一本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有中央芭蕾舞团1986年3月访美的照片，他从照片上辨认着祖慧的面容模样。
他也想看看祖慧的家人，看看自己的外孙，“能和你们大小三人畅叙，一定是极快乐的时光，但这样的快乐，我是无分享受的，这只能怪我自己”。他说为见祖慧，天涯海角都可以去，“但我绝对不能去大陆任何地方见你，因为我十分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人，你再读冰之回忆会明白的（也许不明白，因为你可能不懂得）。如果我认为我可以去大陆，我早已到北京和你一家人团叙了，何必等到去东京呢？！”
想起丁玲和30年代的南京，他有许多真相要告诉女儿，“让祖慧知道一些某一时期的正确资料”，“我有千言万语，只有抱着我的女儿祖慧时才能细说，才能痛哭，才能欢笑，才能得到满足！”他认为“冰之应该有一本好的传记，谁来写最合适呢？我想了很久很久，只有祖慧最合适”。
《魍魉世界》里说冯达被捕后充满悔恨，认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50多年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有罪，愧对冰之，愧对中共，所以“回不去了”，无颜登上中共领导下的大陆。一位相交较深的朋友曾对冯达说：“你是悲剧中的人物。”冯达告诉祖慧，“他这句话包含很多事：我的个性，我的为人，我的学问，我的品德，我的才能等等。我想你的爸爸除了是‘叛徒’之外，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不会让他的女儿觉得她的爸爸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冯达曾在1989年5月9日给祖慧信里说：“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不只是我心爱而实在是伟大得除我之外无人能了解的人！”他未能实现这个心愿。1991年9月，冯达去世一年后，他的妻子郑慧应蒋祖慧全家之邀来游北京，她特意到八宝山丁玲的骨灰盒前献了鲜花。郑慧是个善良的女人，到香港后给祖慧一家写信说：“北京之行最令我毕生难忘的，就是与你们两日一夜的相处，我们无所不谈。…………尤其能亲身在你母灵前献上几朵不朽之花，不但还了你父生前所愿，也是我此生所望。”
第7页 :北上与南下
北上与南下
陕北苏区十分缺少文化人，苏区的领袖们很希望丁玲“静心的从事写作生活”，“然而她已决意暂时放弃写作生活，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开始创作”，“不愿老戴着一个作家的头衔，在苏区里晃来晃去”，她到苏区来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要参加红军的实际生活”，“能真实了解红军的内在生活”。有一次毛泽东问她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说想当红军，去看打仗。毛泽东说，山城堡战斗刚刚打完，我们还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及。他给萧劲光写信，要他给丁玲准备马匹和勤务员。
丁玲在保安只住了十几天，写了七八篇稿子，自己编了一本集子《保安行》。
丁玲被推举为文协主任的第二天，就出发了。头天夜里下了雪，早晨雪住了，却起了风。上海来的几个青年都来道别。萧劲光派人把马匹和勤务员送来了，马是匹跛马，勤务员是红军大学校部警卫排的小战士，只有12岁。
杨尚昆骑马来，约丁玲一道走。丁玲在上海当左联党团书记时，杨尚昆在中宣部工作，参加过左联会议，现在是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副主任。目的地是定边县绍沟沿村，朝西北方向走，顶风，风很硬，吹得脸疼。
开始两天沿着洛河走，一会在河这边一会转到河那边，有时就在结了冰的河面上走，有的地方冰很薄，听得见淌水声。后来转为山路，是光秃秃的荒山，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李伯钊穿着皮夹克，斜挎一支左轮手枪，腰间围着一溜小子弹，步伐矫健地走在前面，透着一股英气。丁玲很羡慕她。李伯钊说：你比不了我，我参加过长征。
丁玲穿一件发给的黑棉衣，里面是毛衣，下面穿着冯海伯医生送她的毛线运动裤，后来骑马时磨破了，她一直很可惜。勤务员还是个孩子，一路上总是掉队，到了宿营地丁玲要站在村口等他，他弄丢了丁玲的脸盆，丁玲只好去借用任弼时的。马是跛子，走不快，只能驮行李。后来文协的王亦民听了这段经历，跟丁玲开玩笑说：一匹瘦马，一个小鬼，如果再给你一支长枪，那不活现是一个堂•吉诃德嘛！
和丁玲一道走的还有两个男同志，一个是小汪，一个姓黄，到定边的中央党校去上学，他们三个都没有正规建制，管理员安排食宿时常把他们忘记。“中午该吃干粮了，他们都有干粮，我们没有，又不好意思说，就走到一边玩去。任弼时同志问我说，你怎么不吃干粮啊？我说我不饿。他说是不是没有发给你啊？管理员，给他们发干粮了没有呀？他就把他的饼掰一块给我吃，他还比较照顾人。”晚上宿营，“老把我和两个知识分子安排在一处，住一个房，男女不分。我30多岁了，他们两个才20来岁，我等于是长辈，也不在乎了。有时把我们安排到马房里，外面一个大房子是喂马的，里面一个小窑窑给我们住，通夜都听见马吃草的声音，反正累了，也睡得着。有时找个小窑窑，离厨房很近，半夜他们起来刷锅烧火做饭，我们睡不着，早早就醒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安排到哪里就住哪里”。“另外部队里不喜欢女同志，封建观念。他们骂女同志，反正我也听不懂。小汪老是跟着我，我到司令部他跟到司令部，我到政治部他跟到政治部，有人还以为我们是两夫妻，有的以为我们挺好的，我也不知道。事实上人家很可能要讨厌我们！”
丁玲初到陕北，并非处处受到礼遇。她说：“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连队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也的确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又说：“1936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到陕北很少，红军还不大懂得团结知识分子，如果上面没有命令，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没有人管的。虽然毛主席下了命令，可是事实上是没有人管我的。我也没有带介绍信。”那时她还不懂得介绍信的重要，以为毛主席打了招呼，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还要介绍信，没搞过这一套嘛，因为我在上海走的时候，冯雪峰也没有给我介绍信啊，他只告诉我：中央来电了，同意你进去。我也不懂到了保安要到中组部去报到，下来的时候也要带个组织关系介绍信，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
丁玲的境遇其实很正常，部队行军打仗，非常紧张和危险，女同志来，近乎添乱，而且红军战士们也不知道这个著名女作家到底是干啥子的。在革命的实际中，文人的特别敏感和格外自尊正是需要纠正的——当真正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不会那么敏感于别人怎么对待自己了。丁玲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萧军1940年9月28日日记说，丁玲向他抱怨说，初次上前线时常常感觉到冷漠，“但是她忍受着，不乐意向任谁去诉苦，也不乐意分谁的恩惠”。但是从丁玲那一时期文章中流露出的，都是热情乐观、昂扬振奋的情绪。她很快就明白了“上前线看打仗”不是想象中那样浪漫，现实是严酷的，她要努力改变自己的习惯，适应军旅生活，尽快融入红军之中。不改变自己，就当不了红军。
每天早晨天不亮口笛便吹响了，丁玲赶紧起来忙乱地收拾铺盖和零星物品，赶在队伍集合之前在大路上等着，晚上“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她紧紧跟着队伍，一天走六七十里，一直走了8天，没有掉队。
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驻地绍沟沿，是个靠近沙漠的小村子，一条小沟里散布着几十孔窑洞，吃水用水，都是积存在水窖里的雨水和雪水，里面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即便这样的水，每天除了做饭饮马，每人也只限用一小盆。
看大家都在忙着，丁玲去找杨尚昆要求分配工作，“李伯钊说，不好给你分配工作，你又没有介绍信。我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她说，毛主席并没有信啊，也没有中组部的信啊，也没有介绍啊！…………后来杨尚昆说，你是不是上定边看看啊？成仿吾在那里。我就去了。”
红军高级指挥员里，丁玲最亲近的要数任弼时，他们同岁，又是同乡。任弼时听说她骑的是匹跛马，就说他有两匹马，让丁玲选一匹。丁玲说我不懂好坏，随便你给哪一匹。任弼时牵过来一匹说：这匹马是驮行李的，老实，不欺生！那是一匹枣红色的草地马，谁看了都羡慕。丁玲1937年4月写的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描写了一匹枣骝色的马，“全身一个颜色，只有鼻子当中一条白”，是政治委员“从草地得来的”，“多好的一匹马”，大概就是此马。
第二天丁玲就骑着这匹马，跟随贾拓夫等几人去了定边县城。她先去看平民女校时的同学钱希均，她是毛泽民的爱人，两口子都很热情，当晚就住在他们家。钱希均参加过长征，讲了许多长征故事，还给丁玲买了两包白糖，要她吃不下小米饭时就加一点。第二天钱希均又带她去拜访董必武、成仿吾。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定边，董必武是校长，成仿吾是教务主任。董必武告诉丁玲：“到了这里你不要客气，需要什么就说出来，如果讲客气就要吃亏了！”他送给丁玲一张整狐狸皮，火红火红的很好看，后来到了延安，王亦民要回上海，跟丁玲说既然你用不上，我就拿去送给董曼尼吧。1948年6月，丁玲要出国去参加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到了西柏坡，6月23日日记说：“这次没有去看看董老（看过一回，他开会去了），心中很抱歉，因为他是我喜欢而尊敬的老人家，没去是失礼的！”成仿吾也是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人，被推举为研究部长，因其不在保安，所以由丁玲代理。丁玲知道他曾留学日本和欧洲，当过黄埔军校教官，又是创造社元老，以为一定气概非凡，见了面，却发觉“他怎么只是那样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呢”？她有点失望，拿出本子请成仿吾题字，成仿吾题字的大意是“某年某月在长城边遇到中国的最好女儿丁玲”。40多年之后，成仿吾出版文集，请丁玲作序，丁玲想起最初的感觉，说：“为什么我单单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一个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呢？”
1936年12月12日下午，丁玲在定边县参加了纪念广州暴动九周年群众大会。会场设在城隍庙，她披着借来的光板老羊皮袄站在主席台上，晚上又看了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丁玲写了《广暴纪念在定边》，这篇千字小文虽然不起眼，却是丁玲存留文字中第一篇描述苏区群众的作品，她描写了群众的情绪、群众的神态、群众的语言。
在定边前线，丁玲结识了一批红军将领，其中有彭德怀、萧克、贺龙、陈赓、王震、杨得志、黄克诚等，他们都用热情豪爽的方式表示对她的欢迎。王震说：“听说来了个作家，好啊！我们这里都是武的，需要一个文的。”贺龙哈哈大笑操着乡音说：“我们是老乡，你们安福县蒋家我去过的，我们同你老家打过多少交道啊！几百年的老地主家里出了一个革命作家，不容易啊！”贺龙老家是湖南桑植县，在安福县以西300多里，两县之间隔着今日著名的武陵源风景区。
丁玲每天都在观察和记录，搜寻写作素材，“我睡得很晚，十一点了，我还坐在火边，借火光写着日记，炕上已响起鼾声”。她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朋友，都是明朗的，做事就拼命做，一有空就互相说着一些无伤的笑话。”“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人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前敌指挥部给她提供了特殊方便，可以看机要科送给彭德怀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的电报，便于她了解战事和局势。她回忆说：彭德怀任弼时两个对我都很好。彭德怀喜欢骂人，骂湖南话，粗话。到了宿营地，有时地图挂晚了、电线拉慢了或者怎么了，他就板着脸，可是那些参谋警卫员对他都好得很，都喜欢他，我问他们讨不讨厌他，他们说习惯了，说他心好。我也问过他，你干嘛那样凶啊？他说司令员对干部就是要严格，要是不严格，打起仗来不听你的话那还行啊，所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定要严格！他也摸人家脑袋啊，打一拳啊，参谋警卫员都不怕他，也敢还手，一般干部有点怕他，都说正经话，说完了就走。他跟任弼时打打闹闹，像两个小孩，有时在炕上打架，彭德怀打不赢任弼时。有时也谈天，他问我，丁玲啊，你在外面的生活什么样子啊？我说，我在外面的生活就是穷啊，吃了早饭还不晓得晚饭，每个月就愁房租啊！彭德怀给了我一双粗毛线袜子，那时我连棉鞋都没有，可能发给我我没要，穿不惯，我穿的一双球鞋，一双从外面带来的羊毛袜子。彭德怀说，你这样怎么行呢，我给你一双毛袜子！他的袜子又粗又大，我心里说，这样的毛袜子怎么能穿呢？我的鞋子也小，就把袜子退还给他了。他就放回自己的包袱里去，说，你是个小姐，看不起我的袜子，过一段你就晓得这个袜子是个好东西了，你要是想要还要不到了呢！彭德怀，我还是很喜欢他，不过那个时候你也不能同他多说什么，一说，人家就要讲闲话，没有办法，就是要被嫌疑吧！
她写了一篇《速写彭德怀》，还画了一张彭德怀的头像速写，刊登在1937年2月3日《新中华副刊》上，“她自称这张速写非常神似”，“彭德怀就活现在她这张速写里面”。
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寡油少味的伙食，不洁的饮水，严肃的面孔，没有文化的士兵，紧张单调的生活，但是丁玲不消极低沉，不悲观沮丧，而是努力融入这支队伍中，搜索并热情描述这支队伍的亮点。国统区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就这样迈开了她在陕北的第一步，红军指战员影响着她，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她，丁玲的心胸在发生变化，一点一点地“陕北化”、“红军化”。
《丁玲在陕北》中说：“约在西安事变之前，保安发生了一种传说：丁玲要同彭德怀结婚了。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同一个著名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能‘有缘千里来相会’而在战场上实行结婚，那确然是红军中的一段佳话。”但是西安事变突起，“结婚的传说便被这激动的历史事件压了下去”。丁玲到延安后，朱正明问起此事，她说：“我曾经打回来一个电报，你大概已经先看见了。电报是给毛泽东的，中间说到我个人对彭德怀极钦佩，因为他确然在处处地方都显出是一个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于是外间就流传我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其实我钦佩彭德怀不一定就是同他结婚，正好似我也非常钦佩毛泽东，不能就说我同毛主席要结婚了。但是，我也不必否认我同彭德怀是没有结婚的可能的。”
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同胡宗南的仗不打了，1936年12月20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前敌总政委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支援友军，严防亲日派对杨虎城、张学良部队发动袭击。丁玲随总司令部每天八九十里急行军，昼夜兼程，26日到达甘肃庆阳后，又转随左权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行动，左权给她讲述了前不久的山城堡战斗，丁玲到延安后写成《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发表在《新中华副刊》上。1980年在《解放军文艺》重新发表，丁玲写了《附记》说：“左权同志是稳重的，说话流畅、文雅、严谨，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猛将。我这篇小文，其实是他口述，我的笔录，只因我记得不好而失去了他谈话时的谐趣。”
1936年底，毛泽东作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发给随红一军团南下的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1980年2月同叶孝慎等人谈话时说：“我是在庆阳前线收到毛主席送给我的那首词，电报打到前线，是聂荣臻给我的，他当做喜事告诉我，让我给他回个电报，我不敢用电报，就写了一封信，开头叫润之，是润之同志还是润之先生，我记不清楚了。后来想起来，觉得我有点狂妄了。”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
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1935年秋至1936年底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写下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等，这一高峰期的尾声，就是这首《临江仙》。此后延安10年，他没有留下公诸于世的诗词作品。
1937年1月10日，彭德怀、任弼时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和主力部队抵达三原，逼近西安，以配合张、杨领导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作战。丁玲这时刚从陈赓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转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就接到通知，要她迅速赶到总司令部，准备接待一个外国女记者。总部通讯员带了马来，把她接到三原县的杜里，这是一个古老的镇子，有一个戏台、几块石碑、保存完整的城墙，出入只有一个很小的城门。大约在1月13日，从城门走进来一群风尘仆仆的青年人，丁玲惊喜地看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紧紧拥抱她，高声大笑着说：“我们坐卡车从西安来，但是你们这里的城门太小了，卡车开不进来！”
史沫特莱来采访红军，她依靠一个北平学生当翻译，立即跟一些士兵交谈起来，抓紧搜集材料。她想多看几个地方，过了两天丁玲陪她去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吃晚饭时贺龙见丁玲穿的皮大衣太旧了，问是从哪里搞来的？丁玲说是在定边前线时彭德怀总指挥送的，很暖和。贺龙里外翻看了一下，说皮子还不错，面子太旧了点，脱下来放在这里，找个人改一下！过了两天，贺龙派人把重新改做并且换了新面子的大衣送来了。史沫特莱很羡慕。
她们又骑马去了三原县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在长征中落下的胃溃疡病发作，胃疼得厉害，史沫特莱送他一些药品、奶粉和苏打饼干。史沫特莱记录了在前敌总指挥部的一个夜晚：屋子里烧着火盆，她与彭德怀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丁玲和任弼时——这支部队的政治委员——则在讨论他们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这指的是两性之间的随意结合！他们还用开玩笑的口气称之为‘乱打游击’。丁玲曾谈到柯伦泰的著作《三代人》，而任弼时则引述了列宁反对把两性关系看得不比喝一杯水更重大的著名言论”。这时收音机里传出国民党歪曲事实的反共宣传，“有人关掉了收音机，屋里顿时静得出奇，我环顾四周，只见所有的人都凝视着各自的前方。彭德怀瞩目于炭火深处。丁玲坐在桌旁，倚着双臂，身向前倾。两支烛火向屋顶裸露的椽木投去朦胧的光，在桌子腿上引起微弱的反射。屋里静得让人感到沉重而压抑”。
任弼时交给丁玲一个任务，要她陪同史沫特莱去延安。
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撤出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丁玲说：“离开前方我不愿意，但陪她，能同她一道走却是我乐于从命的。第二天，我们就乘大卡车北上。沿路我们虽然不能畅谈，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加上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还是使我们愉快欢欣。两天后，我们到了延安。”
史沫特莱生于美国，比丁玲大14岁，1928年担任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特派记者，来到上海，1931年认识了丁玲，遂来往密切，1932年上海许多次大型群众抗日集会都是她通知丁玲参加的。史沫特莱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希特勒上台之前不久，《法兰克福日报》被纳粹分子接管，她被解聘，1935年再次来到上海，投身为中国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的工作。史沫特莱个性异常鲜明强烈，她执拗的意志、坚定的追求、火一样的热情、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给予丁玲巨大的影响。
第8页 :
进延安
朱正明这样描述他在延安大街上与丁玲意外相逢时的印象：“丁玲并没有瘦，反而更比以前胖了，身体也似乎更健强了一些，脸上呈着一种健康的黄赭的颜色了。…………她说今天午后没有空，女同志们请她吃饭，她现在住在城外外交部内。”第二天一早朱正明去看丁玲，她同20多个北平来的学生坐成一个圆圈，已经在开关于中国文艺协会的座谈会了。
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开会，欢迎史沫特莱，她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丁玲主持，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出席，史沫特莱发表演讲，黄华翻译，她说丁玲是她的好朋友。马海德带史沫特莱去访朱德，她立刻被这位红军总司令深深吸引，决定写一部传记，并在秘书兼翻译吴光伟帮助下连续采访。
关于丁玲到延安后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建议，“找一所适宜的房屋，静心从事写作”，“这里文学题材是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写”。大家都期待她以艰苦卓绝的红军斗争为题材，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丁玲的“红军瘾”还没有过足，“因为她在前线上时，红军并没发生猛烈的战争，一般的说是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所以她没有能看到红军的血的斗争生活”。她去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给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派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告诉丁玲：你开始做工作，先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把团里主要的人名记住，并且要了解他们。
丁玲分管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早晚给战士们讲课，夜晚伏在一只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写作。
警卫团都是小伙子，只有她一个女同志，丁玲干得很累，却没干好，后来回忆说：“干部、战士也不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团部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就天天坐在我那个小房间里，没有事就翻书。”“我到战士那里去，战士都站起来欢迎我坐。坐定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什么，…………我们过去的生活隔得太远了，他们大多是农民家里出生的小娃娃来参军的。”晚上她和团长、政委、副主任四个人听几个连的汇报，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丁玲插不上嘴，就在一旁打瞌睡。有时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丁玲一进去，谁都不做声了。丁玲始终无法融入指战员中间，仿佛是个多余的人，感到“太难了”，“只好辞职吧，我自己要求免职，回去搞文协工作去。”“毛主席也说，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你们处得很好。当战士嘛，和你还有距离，你们还不能打成一片。”她干了一个月就请求调离，写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作为那段生活的纪念。
此后她专门从事文艺协会工作。
朱正明说：“延安物质条件比保安好些，因此中国文协想让文艺附刊独立出版，丁玲等与《新中华报》数度洽谈，取得协议，就将文艺附刊改为单行本出版，并定名为《苏区文艺》，仍由徐梦秋编辑”，“但丁玲实际上起着主持和领导的作用，因为她经常来文协领导和讨论研究工作，稿件也经过她过目和通过的”。1937年2月3日《新中华副刊》第六期刊登启事称，副刊“自下期起改作《苏区文艺》，用本子式并定为周刊，字数亦略加多”。单本的《苏区文艺》虽然仍是油印，但有王亦民设计的封面，相比《新中华副刊》不仅美观，而且提供了更多发表作品的阵地。丁玲还准备出一本由她主编的《中国文艺协会月刊》，写了一篇《苏区的二月》预定在创刊号上发表，却因为纸张印刷等无法解决的困难流产了。
《新中华副刊》，《苏区文艺》，几百个文协会员，文艺小组，这些就是延安文协的主要工作。文协主要成员只有丁玲、徐梦秋、王亦明、朱正明等几个人。
这期间，丁玲主持文艺协会召开过两次座谈会，讨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到会有七八十人，坐满了一个教室。朱正明作了一个报告，他主张“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太狭窄。吴奚如和白丁则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丁玲在1983年10月28日向陕西省社科院同志介绍延安文艺情况时说：“我是不想开那个会的，因为我对这两个口号没有研究，我当时也不在上海，我又不是搞理论的，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个总结，做个结论。但他们有意见，那么就开。吴奚如和白丁因为他们在上海是大众文学这一派的，李应生（按即朱正明）在上海是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他比较年轻，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他是‘国防文学’派的。”
丁玲写了《文艺在苏区》，载于5月1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详尽介绍了陕北苏区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在苏区，“虽说无处不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素材，然而优秀的杰作却不多见”，但是苏区文艺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这表现在红军部队里各种报纸和墙报上，表现在各机关、群众团体的小报及列宁室的墙报上，有油印也有铅印的，“这里都挤满着很多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使用文学上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其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第三个表现是“对文艺的兴趣提高了，文艺的书籍有人抢着阅读，而且成立了文艺协会。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在延安的会员就有几百。油印的刊物（纯文艺的）总是供不应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阅的函件。作为撰稿者的前方指战员，或者村落上剧团团员寄来的稿件，塞破了编辑者的皮包，琳琅满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虽然苏区文艺水平比较低，但作者在文末反问：“这难道不是令人满意的情况吗？”
丁玲还参加了大型革命回忆录《长征记》的稿件编辑工作。1936年8月5日，总政治部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函，之后收到200多篇来稿，大部分基础较差。编辑工作以徐梦秋为主，丁玲、成仿吾辅之，三个人从来稿中筛选编辑出100篇。丁玲说，虽然《长征记》的文字不免良莠相杂，但“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掉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1937年4月初，燕京大学学生任天马（原名赵荣声）等十余人，按照埃德加•斯诺提供的路线和方法，经西安辗转来到延安访问。抵达当晚，就由黄华领路来访丁玲，丁玲把来陕北这四五个月的见闻和感受讲给他们听，彼此谈得投机，深夜方散。后来这些学生又找过丁玲，任天马在丁玲住处看到编辑《长征记》的情况：“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皮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三十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
《长征记》1937年春天编就，但是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
4月，延安第一个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博古来约稿。丁玲为创刊号写了《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这是她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第一次描写红军，却是一个13岁的掉了队的小红军（与丁玲上前线时那个勤务员年纪相仿，必有他的影子），丁玲调集了几个月的生活积累，小红军、老太婆的形象真实感人。结尾，抓捕小红军的东北军士兵为小红军蔑视死亡仇恨日寇的情怀感动，放下屠刀与之拥抱在一起，既体现了国共联合抗日的精神，也表现出对于东北军的一种赞赏，丁玲来陕北途中，曾经得到他们护送。接着丁玲又写了《东村事件》，在《解放》周刊连载。
1937年上半年，是丁玲在延安八九年里最轻松消闲的一段。那时延安人少，知识分子更少，生活简单，关系也简单。在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里，丁玲与吴奚如、朱慧夫妇有了较多来往。吴奚如，湖北人，革命资历比丁玲老，在黄埔军校就加入了中共，北伐战争中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1932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发表过小说，不久调入中央特科，来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做政治教员。他与胡风、雪峰关系较好，便很自然与丁玲谈到一起了。后来吴奚如夫妇和丁玲都搬到抗大教职员工的院子，做了邻居，丁玲那间住屋很大，还放着一口原来房主准备的空棺材。
有时她也到凤凰山下去看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穿一身红军战士的灰布制服，工作很紧张，生活很简单，她不习惯睡炕，在炕上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她送给丁玲一只捕鼠夹，告诉她：“我已经托人把西安市场上的全部捕鼠夹都买来了，我还给斯诺写信，请他把北平能够买到的捕鼠夹也给我运过来！”因为延安老鼠很多，鼠疫是非常可怕的。
史沫特莱从早到晚都在谈话、采访、打字、建立鲁迅图书馆的外文部、写信敦促一些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乃至参加卫生活动和灭杀老鼠，她说她有10种以上的工作要做。丁玲坐一会，说几句话，就告辞了，她想：“悠闲跟史沫特莱无缘！”她把这种感觉跟毛泽东谈了，说自己常常喜欢闲谈，冥想太多，写得太少。
5月，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来到延安，她的笔名是尼姆•威尔斯。丁玲是她重点采访的对象之一，在5月里长谈四次。海伦年轻漂亮，来延安之前就研究过丁玲的作品，在斯诺编辑翻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中写了一篇文章，多次提到丁玲，说她和茅盾是左翼“新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1939年海伦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后来被译为《续西行漫记》，其中专门写了一节《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1949年与斯诺离异。
但是丁玲对于《续西行漫记》中关于她的那些内容，印象并不好。1984年，陕西省对外友协的安危想要翻译尼姆•威尔斯的作品，丁玲5月8日给他写信说：“威尔斯那时很年青，对延安很不了解。她对延安做了不少报道，说明她的热情。那时延安翻译缺乏，她同我谈话是经过第三者的。她的稿子并没有经我看过。许多地方失实。其中夹杂着她自己的爱好。”
那段时间，也是丁玲与毛泽东关系最好来往最密切的时期。
当时，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共识，抗日战争尚未全面打响，国内的政治军事斗争相对和缓。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读了一些中外哲学著作，总结十年内战经验，并写了提纲，每周去抗大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每次讲课都让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作例子，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对中国革命经验作着深刻系统的哲学总结，丁玲听得入迷。
她去看毛泽东，主要话题常常是古代文学。她后来回忆：“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诗，谈小说则是《红楼梦》。”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很少，文化底蕴深厚的毛泽东难求知音，敏感的史沫特莱就感觉到他有“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这样，丁玲便成为一个较为理想的谈话对手。但她“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见解让她深深折服，崇拜景仰之情贯穿一生。
有时毛泽东一边谈话，一边用毛笔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几首就给了丁玲，其中有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1935年的《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1936年的《沁园春•雪》等，都写在毛边纸上。笔者见过丁玲收藏的毛泽东诗词手迹的复印件，与官方的权威版本稍有不同。《沁园春•长沙》的最后两句是：“向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菩萨蛮•黄鹤楼》最后两句是：“举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念奴娇•昆仑》的开头是“试问昆仑：为谁来装点许多银物？”末尾“安得倚天挥宝剑”一句，将“挥”字改为“抽”，接下来是：“把你挥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遗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一样凉热。”“一样凉热”原为“同此凉热”，又将“同此”改为“一样”。《清平乐•六盘山》末两句是：“今日长缨在手，他年缚住苍龙。”《沁园春•雪》中是“绝代姿容，成吉思汗”。各首只写了词牌，无题目，《黄鹤楼》一首连词牌也没有。另有一首词为：“洋场十里明如画/灯前走笔难成话/也得一长篇/风来听我宣// 繁花三月暮/人在春深处/不要问繁花/单单送彼家”。不知出自谁手？
朱正明记得，在丁玲“一本普通纸张装订好的小册子”里，“有许多人的题词。毛泽东亲笔写着一首很长的诗词，是他以前写给亡妻杨开慧在生前的一首旧词。我只记得那是一首美丽的而且是充满着革命的雄壮情绪的诗…………”
丁玲还请毛泽东抄写了给她的《临江仙》词。抗战爆发后，她为防失落，把毛泽东这些手书寄给重庆的胡风代为保管。胡风1939年7月3日收到，《胡风回忆录》中说：“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一包稿子，其中有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的旧诗词，一看内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战乱生活中将主席给她亲笔书写的诗词遗失掉，特地托我为她保存。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上‘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
第9页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晋察冀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丁玲敏锐感觉到，这是我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是改变农民命运的大事，这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东北暂时去不了，她跟陈明商量：我们去参加土改吧！7月，他们把11岁的祖慧寄放在边区妇联主任李宝光家里，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下乡去了。
从7月到9月，他们先后参加了三个村子的土改。
第一个是怀来县的辛庄，那个村子很大，土地肥沃，盛产大蒜。晋察冀边区农会主席郭强带队，他是老农会干部，很有经验，告诉丁玲、陈明：你们什么也不用干，跟着我看就是了。郭强一到村里就开大会，把裤腿撩起来，给农民看地主家狗咬的伤口，一下就把农民的情绪煽动起来了。但丁玲不愿光是跟着跑跟着看，想亲身参加工作。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转到怀来县东八里村，正式参加土改工作。在东八里村只住了一个多星期，但是丁玲产生了写一部小说的想法。
丁玲说过，到了张家口之后，她忽然“深深怀念起陕北的农民们来了，一个一个熟人涌上我的心头”，这时才发现“我是这样的爱他们，同他们如此的难舍难离”。她把对于陕北农民的感情转移到察南农民身上，在土改中接触了几个人物之后，触发了写小说的念头。
第一个人物是小说里的黑妮。那时还在辛庄，土改工作组住在地主家的大院子里，地主住北房，他们住南屋。有一天，丁玲看见地主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从外面跑进来，穿一件花布衫，神情有些慌乱，挑起竹帘子跨进北房去了。丁玲立刻对她的命运产生了忧虑：“她生活在那个阶级里，但她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土改中不应该把她划到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也是受压迫的。”“就这么一点影子，却在作家的脑子里晃动了”，而丁玲“一刹那时间的印象和联想”，源于她始自莎菲的、一贯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甚至在潜意识里唤起她自己童年生活境遇的某种回忆（她也是饱尝世态变迁的地主的女儿），她以这种情感创造出钱文贵的女儿（以后又改为侄女）黑妮，也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创作动力之一。
在东八里村虽然住的时间很短，但丁玲又抓住两个人物。有一个富农，开大会叫他上台献地，他衣衫不整，一双破鞋，上台一解裤腰带，是一截一截破绳子接起来的。丁玲认为这样的人顶多是富裕中农，土地都是辛苦劳动换来的，不该分他的地。还有一个人，“这人不是什么大地主，但是在官面上说得上话。村干部都怕他，说，你们一走，国民党一回来，我们都得掉脑袋。这个人有个弟弟，是个贫农，还是土改斗争的英雄，他就这样说：我的哥哥不好，应该枪毙”。这两个人，前者演化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顾涌，后者成为钱文贵。关于钱文贵，丁玲1954年在谈创作体会时说，她对“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考虑过很久，最初“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后来“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而那些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是不大多见的。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这是因为大地主早已清算光了，剩下的就是这些人了”。
小说里的人物就这样一个个出现了，在丁玲的脑子里逐渐丰满成形，她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她就捕捉孕育了更多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出现在她脑中的不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不是土改斗争的积极分子，不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是引她同情惹她注意触发她思索的上层阶级人物，她的小说起源于她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而非政治宣传的需要。
第三个村子是涿鹿县的温泉屯，这个村子在桑干河畔，盛产葡萄，比较富裕。工作组有5个人，陈明在《我与丁玲五十年》里说：“这个村子的土改是由我们做主，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前两个村子要长些。”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暖水屯，就以此地为原型。在温泉屯一起搞土改的县委宣传部长张雷，是个20岁的小伙子，14岁就入了党，丁玲、陈明很喜欢他，解放后还常有来往，张雷后来曾任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195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变天记》。丁玲把他作原型，创作了小说里的县宣传部长章品，而章品经常穿的“一件没有领的衬衫”，则源自在东八里村见过的县委书记，他穿的是“没领的坎肩”。他们还遇见两个“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干不了多少实际工作”的土改干部，按照“这一类人的影子”，便有了小说里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
在温泉屯住了18天，一直到土改结束，“村子里的人们欢腾地开过了土地还家大会，又在欢庆中秋节”，丁玲“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拜访，“家家的刀砧板都像打鼓似的响，他们都在包饺子”。这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工作组就要离开暖水屯时的情景，那一节的题目就是《中秋节》。丁玲在这18天里，施展了在延安练出来的“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说到一块儿”的本事，了解到大量素材，她从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琐碎杂事里，了解到家家户户之间错综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历史渊源，而这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又把她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识了，“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于是我不能安宁了，我不能睡，我吃不好”，“许多人许多人纷至沓来，拥挤盘踞在我脑中”，“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们的宇宙里生活着，编织着想象的云彩，我盼望着劳动，我向我自己说：‘动起手来吧，不要等了！’”
丁玲后来总结创作前的这个准备阶段说：“我在村里虽然没做主要工作，但是，我在村子里是一面听，一面观察、体会、理解，我是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中，人们是怎样的变化着，活动着。于是，在观察当中，我脑子里过去所保存的许多人物也都被联想、勾引起来了。譬如，文采就是个知识分子，他的一切活动，可以说都有其出处。现在，我是想用故事来烘托人物，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写人物了。”用故事而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塑造人物，这是丁玲自1944年起一直的练习、尝试、追求，她在延安想用这个办法写长篇，终因“故事”不足而放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她后来曾经对徐光耀说过，“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出动了11个师7万余人，对张家口形成东西夹攻之势，从南口、怀柔和集宁、丰镇两个方向，向张家口进逼。平绥线战事吃紧，边区机关开始撤离张家口。丁玲和陈明去涿鹿县汇报工作时，遇见晋察冀军政干校副校长朱良才，他着急地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要打仗了，赶快回张家口，干部都在转移呢！”丁玲和陈明从京张线上的新保安车站坐上火车，赶回张家口。
机关几乎都疏散空了，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柯庆施告诉丁玲，只有最后一辆卡车了，是准备送陈瑾昆教授的，你们和萧三两口子赶紧搭这辆车走！
陈瑾昆是北平著名法学家，曾经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部的司长，1946年4月在北平中山公园讲演时被特务打伤，6月只身到延安考察，决心投奔解放区，携全家人逃离特务监视来到张家口。毛泽东对他很关照，9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电文中还询问陈瑾昆情况，要中央局向他转致问候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9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陈瑾昆说：“…………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柯庆施安排的汽车，就是送陈瑾昆去延安。陈明回忆录中说是送他回北平，此说不确。
丁玲、陈明带着蒋祖慧和张来福，跟萧三夫妇一起，搭乘汽车一路向南，到了山西境内的灵丘，然后步行去阜平。蒋祖林则随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撤退到建屏县柏岭村去了，这所学校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张家口一所工科专门学校合并而成。
从灵丘去阜平，是太行山的南段，十分难走，翻过“南天门”，涉过唐河，180里路走了4天，丁玲后来回忆：“这四天我们走的简直不能说是路，就没有一条可以叫做路的。我们就在没有水的乱石涧里面走，有时也有一点点水，每一步都要注意踩下去，连一个小毛驴的蹄子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地。我晚上睡着了也看见石子和高高低低的山岭。我们中午打尖的时候，在一个小茅棚遇见卖煎饼和豆腐的老头子，赶脚的问他要一颗盐他也不给，那老头说，你们想我能有一点盐，是多么不容易呵！”
在一路向南的途中，丁玲“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
10月初，他们抵达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土山村，住在《冀晋日报》的房子里。10月10日《冀晋日报》举行欢迎茶会，同时祝贺萧三50寿诞。
一安顿下来，丁玲就动笔了。这是她第一次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开始写作的时间大约在1946年11月初，陈明在屋子里砌了一个火炉，丁玲写作时，后背可以靠着火炉取暖。丁玲回忆：“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1947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祖林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没回来，《冀晋日报》也搬走了，村子里冷清了许多。在阜平小学读书的祖慧放假回来了，她和张来福排演了秧歌剧《姐妹顶嘴》、《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给村里也给家里增添了喜庆。
初六晚上，丁玲给祖林写信：“我们过年过得很寂寞，这里的人，报社的人都老早走了。村子上就我们两家人是公家人，最近才搬来了邮政局，我们和他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比较不寂寞的是妹妹，她和村子上的老百姓娃娃们玩得很好，阴历年前，每晚她就教她们识字，后来就教她们排戏念剧词，排了一个姐妹顶嘴，妹妹扮四闺女，张来福扮父亲，他们每晚锣鼓也都来，妹妹和张来福又演了《夫妻识字》，阴历年已经上演了三次，大约还要演几次。我们也去行署看了一次《三打祝家庄》，这就算我们三四个月以来唯一的娱乐了。但我腰痛，不能久坐，只看了一打就回来了。不过今年的雪可大，一连下了四天，老百姓都说好，也只有这几天才冷一些，平日都不太冷，比延安、张家口都暖和，所以我每年必犯的气管炎今年也就好些了。”
前一年的11月丁玲给祖林写信说：“我们手边亦缺钱用，现已毫无收入了。”为了省钱也为了省事，丁玲与萧三两家搭伙做饭。
她的小说写得很顺，1947年2月24日给祖林信里说：“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10万字了。大约还要写10万字，至少还须3个月”。最后成书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21万字，据此计算，那时已写了近半，时间只用了3个月。用的稿纸，是在张家口时祖林和祖慧拣来的一些拍纸簿和记账本。康濯说，那些“敌伪时期张家口印制的簿记式的账本，上面还印着金额、月日等项目。丁玲是横着书写，两边都留了空白，作修改用”。蒋祖林回忆：在张家口曾在离《晋察冀日报》不远的一座小楼上住了半个多月，楼上楼下各有六七间房子，我们住在楼上，楼下的窗户都砸碎了，我带着祖慧在楼下的空房里，捡了这些伪蒙疆政府留下的拍纸簿和记账簿。后来丁玲一直习惯用拍纸簿而非横格稿纸写作，晚年尤其喜欢封面漂亮的拍纸簿，1982年从美国带回好几本，她的大部分文章包括两部回忆录，都写在那上边。
红土山只有丁、萧两家是“公家人”，生活有许多不方便，不久他们搬到离晋察冀中央局较近的抬头湾村，2月28日夜陈明致祖林信说：“一两天间，我们搬到抬头湾时代青年社去住，你收到这信的时候，我们一定已经到了抬头湾。那地方离中央局10多里。”
与丁玲一起生活，陈明常常感到一种压力，看到她一篇篇发表作品，在高兴的同时又为自己着急。陈明在红土山时计划写土地改革的叙事诗，到抬头湾后听说晋察冀军区主力准备在正太路发动反攻，他想大概是要打石家庄了，便想去前方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丁玲也支持他。把抬头湾的生活安排好，陈明1947年3月7日去了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这次分别有两个多月，是两人第一个书信往来高峰期，他们既倾诉衷肠又互相鼓励，期盼各自都带着新的成绩重逢。
陈明一路经过曲阳、定县，行程250里，3月11日抵达沿正太铁路线行动的四纵队，纵队政委是胡耀邦。3月底他下到四纵队十旅，旅长邱蔚，政委傅崇碧。5月初他又去一个连队做副指导员，到基层单位去积累素材，锻炼自己。
在生活上，陈明对丁玲照顾多些，在思想、工作和创作上，丁玲常常指点陈明。陈明下去后，她一再鼓励他，3月19日写信说：“既然已经到了那个集团，就要成为那里的一个好的工作者，在工作中就一切为了工作，但必须蓄积生活，为将来写作做准备。” 4月8日又告诉他：“生活的涓滴都不是白费的，只在人会摄取与使用。你以为是么？你告诉我你工作的阶段及方式，我很赞成。总之，要有这样的精神，到那里，那里就是自己的家，出力把家里的事搞得好些。团结自家人。…………每天都得速写，把一些影像记下来，把一两个动作记下来，把一两句话记下来，越多越好，我常仗着我的融汇力和记忆力，对这方面的疏懒是一大缺点。故更希望你能弥补它。” 4月18日，陈明到部队一个多月之后，写信告诉丁玲：“到现在为止，我记了4万字的笔记。包括替部队写了一个材料（五六千字）、一篇短稿。”丁玲回信说：“常常心里惭愧，觉得比你的成绩要差多了，我不愿意我不如你，可是我却常常要因为你而惭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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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走后不久，丁玲就被找去晋察冀中央局驻地城南庄，“于是成天开会，虽然当一人独处的时候，黑妮、张裕民、程仁等人物还环绕脑际，但既断续，又模糊。会议恐还须持续四五天，已开了八天了！总之，三月份已无希望了。因此，这文章还得拖至七八月完工”。丁玲参加的，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边区文艺座谈会，宣传部长周扬要丁玲搬到城南庄来，丁玲担心被“抓公差”，婉言拒绝。
陈明在部队，祖林、祖慧住在学校，萧三一家不久也搬去城南庄了。抬头湾宁静了，宁静让她少了干扰，也让她感到寂寞，“寂寞有时是好的，这就是说安静。但真正太寂寞了是不好的”，“我写文章的时候是怕寂寞的，生活中没有了伯夏就像无主似的，情绪如何能够集中呢”？写作慢下来了，“文章一写得慢，就不那么自满了。最近又在修改前边的，我的雄心是两个月后写完”。
康濯知道丁玲在写小说，来要稿子，丁玲选了《果树园里》一章，1947年5月15日发表在《时代青年》4卷1期上。这是这部小说第一次露面。后来小说正式出版时，这一章的题目改为《果树园》。
这时丁玲大约写到第40章，暖水屯的矛盾已经全部展开，钱文贵暗中破坏，连连得逞，工作组长文采敌友不辨，阵线不清，几个骨干如同散沙，正面力量没有形成拳头，工作停滞不前。接下来要写怎样解决矛盾，打开局面，收拾摊子，夺取胜利了，但是丁玲的笔滞了，她不知道该怎样写下去，没了主意。恰好晋察冀中央局组织干部下去调查土改情况，丁玲决定停止写作，去冀中参加土地复查，她想这或许对小说会有帮助，动身前给陈明写信说：“这次决定去冀中搞土地改革是有意义的，尤其对我的未完之作。…………我去搞土地改革的中心是了解熟悉走群众路线的干部作用。这是我文章中最需要的。”
她与周扬等人一起，去了曲阳、定县、安国、蠡县、肃宁，历时半个月。她后来写到那次冀中之行说：“我明白这段生活对我全是有用的，但写这本小书能用的实际材料却不多”。
从丁玲的日记看，那是一次走马看花。
1947年5月16日同周扬步行出发，晚上参加区干部会，一点才睡，腰疼腿疼。17日搭乘一辆装行李的大车，晚上到曲阳，住县委机关，急匆匆去游恒山岳庙，想看大殿里陈道子的壁画，可惜天色已晚看不清楚。18日早晨走得匆促，把借范瑾的一支钢笔丢了，中午才发现，懊悔不已。晚上到定县，住县委机关，又去孔庙走了一趟。19日休息，上午去联合中学做报告，下午睡了一觉，又去博物馆走了一趟，晚上和周扬去看刘仁，听收音机，玩扑克。20日到安国。21日过博野。22日住肃宁，下午“得半日之闲”，读完一本《恐惧与无畏》，并补写日记。23日中午到区党委，下午和周扬拜访冀中区委领导人金城、军区司令员孙毅。24日参加区文协座谈会。26日参加土改座谈会，看方纪。27日接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来电，回行唐参加讨论。28日晚6时坐汽车出发，29日早8时抵行唐县，“这里很热闹，全部的人马都到了这里。我一整天夹杂在这里面，并不感觉舒服。我的不群众化，我的不随俗，是始终没有改变，我欢喜的人与人的关系现在才觉得很不现实。为什么我总不能在别人发生趣味的东西上发生兴趣，总觉得大家都在学浅薄的低级的趣味”。
丁玲捎信把陈明找到行唐，陈明跟着丁玲回到抬头湾，6月14日致祖林信说：“本来我打算很快再到前方去的，但现在不了，因为时代青年社的人全不在家，肖三也搬走了，妹妹进了学校，而你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写长篇小说，那是太寂寞的，所以我不走了，在这里也还有旁的事可以做。”
陈明要给丁玲创造一个更好的写作环境，调换了一处环境幽静的大房子，丁玲有一张小桌子、一盏小油灯，偶尔可以点蜡烛，写累了就和陈明下跳棋，用黄豆和黑豆当棋子。每人每天供给标准是一斤六两小米，吃不完就拿到集市上换大米白面。陈明安排伙食，早餐麦片粥，中午白米饭，晚上是小米粥，拣些碎煤回来，省下柴火钱，买点肉、蛋改善生活。来往的朋友主要是《时代青年》的康濯、吴小武（即萧也牧）等。这段日子是丁玲、陈明继1944年延安边区文协之后，第二个安定写作的时期。
丁玲十分投入，她说“只写章品出场一节，就花费了一个多礼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出现的。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发生一些苦恼，有时把自己脑子里和箱子里的‘材料堆’都翻光了，也凑不上来，因为自己还不够熟悉。我写东西有个毛病，如果写不完，往往是不吃饭不睡觉，直到完成了，才顿时开朗轻松了”。
章品在小说中的戏不多，却是个重要人物，丁玲把工作组扭转局势的重任赋予他，章品在41章出场，（这时的局势是“光明还只是远景，途程是艰难着啊！”）这一章的题目是《打桑干河涉水过来的人》，42章的题目是《县宣传部长章品》，暖水屯的土改工作自此打开局面，走上坦途。丁玲用章品解了暖水屯的难题，也解了自己创作的难题。
在1946至1947年的华北，国民党力量仍很强大，国共两党拉锯战，温泉屯农民既渴望翻身分土地，又犹疑胆怯顾虑重重，甚至分了东西还要给地主送回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细致地表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农民对于土改的矛盾复杂心理。所以丁玲一再说，农民要翻身，首先要翻心，翻不了心，就翻不了身。所谓翻心，就是觉醒，觉悟，就是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观念，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
丁玲在创作中首先关注的是人，她用眼睛观察，用脑子思索，想细致表现土改斗争中人物的命运，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至黑妮受到批评，她才变得小心谨慎，中规中矩，时时以政策条文作为尺度了。
黑妮和丁玲一样，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地主女儿，她“是作者曾经熟悉过的人物，喜欢过的感情”，在丁玲最初构想中，黑妮是莎菲、贞贞这一条年轻女性人物链的延伸，身上也带着“要斗争，要反抗”“这样一种色彩和痕迹”，但“陈明看了以后给我说：‘这黑妮还是莎菲的化身么！’我后来才又改掉了一些，最后让她快乐了”， “于是把为她想好了的好多场面去掉了”。她由此想到，“一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形成后，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如果信马由缰地写下去，她会把黑妮写得更丰满更好看，虽然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表示要脱胎换骨，但深浸在她血液中的那种孤独、傲气和反抗精神，却终其一生都挥之不去，始终要顽强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
黑妮是第一个在丁玲脑海中出现的人物，顾涌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出场的人物。这两个人物在最后完稿的小说中戏都不多，但丁玲在处理时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生活中的原型最初触动丁玲的创作神经时，她对这两个人物充满同情，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和设想，顺畅地无忌地写下去，但是很快她就感觉到中共土改政策的制约，她要时时考虑确定人物的阶级属性，并由此决定对于他们的态度。1949年2月她在沈阳告诉胡风说，描写“新人物”不光需要生活、技巧，还需要对于党的政策的把握，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边刘满那样的人物就不敢多写，怕“把握不住”。王中忱说：“丁玲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苦恼，说明作家投身到群众斗争生活之后，还会遭遇许多新的问题，在大众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情感，如何纳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政策轨道上来，并不像丁玲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解决。”
实际上，丁玲通过黑妮和顾涌这两个人物，提出了土改政策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地主子女的问题，一个是把中农与富农区分开并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她对这两个人寄予的理解和同情，后来成为小说出版的最大障碍。她说：“我写黑妮时，曾考虑一个问题，那时土改工作中对地主子女与地主一般看待，我觉得应有所区别，所以在书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可是我不放心，在3月间就把原稿的前一部分请当时在察冀区做地委书记的赵振中同志看过，他来阜平开会，请他代为考虑，他说可以，所以我才继续写下去。”但是周扬有意见，丁玲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把书中的黑妮改写成一个孤女，虽是地主的侄女，却也是被压迫的人物”。
顾涌比黑妮复杂得多。丁玲说：“当时任弼时同志的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指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这个报告全面系统地就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等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毛泽东亲自修改后，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并印发小册子，成为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策文件。此前的中共中央1946年“五四指示”和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都没有提出或重申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丁玲总是忘不了作为顾涌原型的那个富农上台献地时，那一双破鞋，那一条一截一截破绳子接起来的腰带，她认为，顾涌“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拿给地委书记赵振中看时，他“非常不同意”，“他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我当时很苦恼，觉得没办法，但也没法讲，心里却还是不同意，于是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下去以后，正赶上‘贫雇农路线’，我就更不敢讲话了。后来少奇同志来了，他了解了这个情况，说这样搞法不好。从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见肯定下来。”实际上丁玲在小说中并没有彻底解决对于顾涌的矛盾心理，转载这部小说的莫斯科《旗帜》杂志开座谈会时，编辑向她提问说，顾涌究竟是富农还是中农，如果是富农，就不该写得这样好。丁玲在1949年5月为俄译本写的前言中解答说，顾涌“是个家境富足的农民，但他自己辛勤劳动，不雇工，生活简朴。…………他们与富农显然是不同的”。
丁玲怕人家说她有“地富思想”，却终于逃脱不掉。小说受到诘难，正是由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政策”，与官员脑子里的“政策”不相符，作者从生活出发，官员从政策条文出发，而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调整中，且会有或“左”或右之误，以“政策”来苛求作家，创作就实在太难了。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说，像土地改革这样改天换地的革命，“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一直在紧密地跟进和改进、尽可能地纠偏和纠错。也因此，伴随着土改运动而同时进行的土改叙事，就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重大政治题材，它既被迫切地需要着又不能不慎重从事。既然‘兹事体大’，则不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暴风骤雨》的写作与出版，虽然都出自久经考验的左翼名家之手，却都不可能是一个单纯得只由作家个人独立为之的纯文学行为”，“解放区文学发展至此，已不仅与革命政党的政治紧密结合，而且与其政策密切配合，这事实上将成为即将建立的新国家对文学的一种制度约束，而不久之后的事实也将证明，这种约束即使对革命的左翼——解放区作家来说，也将是难以持久忍受的束缚，而势必制约新中国文艺的发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于丁玲，是她创作的又一个重要转点。延安整风让她懂得了，作家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党的文艺工作者，文艺不是饭碗，首先是党的工具、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丁玲懂得了在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要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实践让她进一步懂得了，光有方向还不行，光有生活还不行，还要懂得政策，要按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来分析生活处理题材。她越发明白了中共“党管文艺”的管理体制，脑袋里的框框和顾虑就越多，下笔就越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写得流利顺畅，她感受到创作的愉悦，后来她为“政策”苦恼，甚至于不知如何是好，无所措手足，而再后来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尽管她预留了一些很好的素材，却一改再改，始终不顺，原因也正在于此。
从1947年6月到9月，丁玲又“写了三个半月，送走了整个夏天”。这部小说“原计划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地，第三段是参军”，这时她只“用较大的力量写完了第一阶段，闹斗争这一部分”。陈明誊抄复写，吴小武和边区银行的秋晴姑娘也帮助誊抄了一部分。丁玲想找个人看看，提些意见，这个人应该又是内行，又对书的出版有帮助，第一个就想到周扬，他是文艺理论家，又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掌管着华北解放区出版大权。除了陈明，周扬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他看到书稿的时间是1947年9月。
第11页 :周扬讳莫如深
周扬讳莫如深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初，丁玲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3日下午会议开始，聂荣臻致开会词。8日彭真做报告，传达《中国土地法大纲》。11日彭真讲整党问题。彭真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丁玲“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因为“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 “后来萧三同志告诉我说，蔡树藩同志问他：‘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同志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萧当时说这书他也看过，其中并未同情地主富农。”蔡树藩，当时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丁玲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时采访过他。
至少有两位领导对她的小说不满意了。丁玲“听了这话之后，心里颇不愉快，觉得这个意见周扬同志并未同我说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还未写完，已完的部分，也不能看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虽然写了黑妮）可是他为什么向许多负责同志这样说呢？我心里是难过的，觉得同志嘛，何必这样呢？”
辛辛苦苦写了一年，却落得这样评价，没有赞扬，甚至没有一句鼓励，她所信任的周扬同志，以这样一种既不坦诚又不友好的态度对待她的小说，她没有想到。我信任你，第一个把小说拿给你看，你有意见不当面讲，反而上升到政治原则高度，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扩散，这不是给下一步的写作和日后出版设置障碍吗？
长期以来比较普遍的意见，往往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诠释周扬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笔者虽然也持此观点，但又一直怀有疑虑。其一，那时周扬一直想拉丁玲出来，先是到晋察冀中央局后是到华北局，在他手下做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对丁玲并无恶感。其二，若说周扬嫉妒丁玲的才华，他是官员，地位稳固，丁玲埋头著书，并不对他构成威胁。其三，他们私人关系也不错，1946年秋天丁玲到了阜平，听说转移途中周扬的小儿子死于翻车事故，急得天天到河边去等他们，还让祖慧住到他家去陪周密玩。蒋祖慧比周密大一岁，她们在延安、张家口都是同学，祖慧说周密很有文艺天才，她俩一起演过《兄妹开荒》，祖慧演哥哥，周密演妹妹。周扬后来也为祖慧上学的事帮过忙。1947年5月去冀中搞土改复查，丁玲不肯搭乘汽车，宁愿与周扬一起步行，边走边聊，后来又一起去拜访冀中地区的主要军政领导人。
笔者试着站在周扬的角度，探索一下他的内在心理逻辑。
第一，周扬受到土改中“左”倾思潮影响。丁玲送稿子给周扬看，是在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即将结束或刚刚结束。这次会议对1946年“五四指示”中对地主让步过多的问题作了改正，检查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说，这次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会议虽然推动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以空前规模进行，但是‘左’倾错误也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会影响到周扬对于小说的态度。
第二，晋察冀中央局某些领导对文化工作、文学创作不够重视，不大支持，有时甚至反感。冀中文协主任王林，11月16日在正定遇见开土地会议回来的沙可夫、丁玲，夜间与丁玲闲扯，丁玲说：“这个大会上，只有罗瑞卿提了几句文艺，说村剧团只应该说八路军好，不能说不好，好鼓励青年们大量入伍。别人就连提一个字也没有。又说，做总结的那一天，冀晋副刊上登了一段田间的诗。因为是一段，所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彭真看了看不懂何意，问邓拓，邓也说不懂。于是在会议上大发牢骚，说以后要算账，吃多少米，糟蹋多少纸，浪费读者多少时间。因为这一号召，使开会的人们普遍地讨厌起写文章的人们了。事后萧三找彭去谈，写文章的人并不是都如此，彭答应在文字上斟酌修正。”这也会影响周扬对于丁玲写长篇的态度。
第三，周扬早已对丁玲埋头创作、不愿工作有意见，他手下实在缺少丁玲这样的人手。至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1947年3月丁玲住在抬头湾写作，周扬要她搬到城南庄来，丁玲不愿搬，分配她一些事情又不愿做。丁玲3月19日致陈明信说，“搬来后他将找些零碎活给我做。他已要我推荐作品去延安，因延安来电要。我已谢绝，但他总会设法使你不能完全推卸的。”再一个，也是1947年3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成仿吾提议萧三主编，周扬提议丁玲主编，“当会议决定由萧三主编之后，周扬同志还同我说要我主编，我说我要写小说（正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且萧三同志也知道会议上是决定他主编的。这样周扬同志才同意萧三主编”。丁玲1947年5月15日致陈明信中也谈到：“周扬原来是要我负责的，他就说对他指萧三。无信心。”这一句话，在收入《丁玲文集》时被删掉了。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揣测，周扬担心丁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风头太盛，盖过了他刚刚树立的赵树理这个典型。
赵树理小丁玲两岁，1943年就写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前者初版印了两万册，后者在《解放日报》连载，其小说农村气息浓厚，语言尤其生动。周扬1946年7月在张家口丁玲主编的《长城》创刊号上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解放区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此文随后又在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可见周扬之重视。他称赞赵树理的作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上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作为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把赵树理树为实践讲话的典型、解放区作家的方向。
接着，周扬因被确定为访美学者，去上海找国民党政府签发护照，同时带去了《李有才板话》，郭沫若和茅盾立即撰文高度赞扬，赵树理的小说随即在国统区名声大振。1947年7月下旬，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称：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
这个会议刚开完，9月丁玲就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拿给周扬，以周扬的眼光，一定能认识到这部小说在反映土改的广度与深度上的巨大价值，整个华北解放区无有可比拟者，但是为了维护他刚刚树立的代表《讲话》方向的唯一典型，也是维护他积极贯彻执行《讲话》的功绩，他以赵为标准衡量丁，只能“扬赵抑丁”，把创作风格与赵树理差异甚大的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压下去了。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做解放区文艺状况报告说：“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其次，王力的《晴天》、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丁玲来北平参加文代大会筹备工作，有人问起周扬压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一事，并说这里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为周扬做解释说：“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丁玲在开文代会时也同周扬说了，“他当时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他也这样解释这件事”。一个“偏爱民族形式”，一个“受左倾影响”，周扬认可。
丁玲对于赵树理小说的农村气息、农民语言很服气，后来多次讲过：我们的小说还是写给文化人看的，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赵树理的小说是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她1984年2月29日与陈登科谈话说：“50年代那个时候赵树理反对我们，因为他是写老百姓的，写群众的东西，我们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是洋的。赵树理对我们是这样看法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们的文学了不起，你们那是交换文学。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好，为什么呢，我的作品你读，你的作品我读，还是在这个文艺界的圈子里边，没有走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赵树理我并不是说他是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思想不是太高的，但是他写农民确实写得好，他的东西就比我的东西能到更多的群众里面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要改电影就难得很，好几个人要改电影，我说你们改不好，不要改，改到电影上没有味道了，因为它没有一个离奇古怪的故事，电影更要讲故事性。但是赵树理的作品可以随便编评剧，编歌剧，编地方戏，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到山西长治去，那里的人都知道赵树理。我们在这点上应该跟他学。赵树理批评我们是交换文学，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学还是交换文学，还是在这个文艺圈子里，你说我好，我说你好，你捧我我捧你。”讲到解放区代表作家时还是把赵树理排在第一位。但丁玲对于“扬赵抑丁”很不服气，说过：“创作方法是没有一定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各人走自己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别人的方法再好，我也学不来。赵树理的那个方法我学不来，他写《李有才板话》，我就不会写板话，我怎么能学赵树理呢？我是凭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各方面的修养，我的学习总结，总之，是凭我自己的感受来写的。你是凭你的。我们两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你可以写得好，我也可以写得好。不能说你那个方法对，我那个方法不对，我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即便周扬真的是因为偏爱民族形式，并受到左倾影响，他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问题上的态度，也实在显得狭隘。
一部反映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免不了有毛病，丁玲就是想找个懂行的人提提意见。无论作为被信任的老朋友，还是晋察冀文艺工作的主管，周扬总该给作者以鼓励、帮助、指导，这部小说写好了，也会推动晋察冀的土改工作，也是晋察冀文艺工作的成果。丁玲找了周扬，让她心寒的不是周扬的意见而是周扬的态度。王林1947年11月24日日记说：“周扬看完丁玲新作的长篇后，认为其中一个地主女儿写的成问题。于是丁玲对出版问题感到悲观牢骚。”丁玲会按周扬的意见把黑妮修改好，却没想到周扬会将小说一棒子打死。
半年以后，1948年5月，丁玲在正定县的华北联大继续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去石家庄见到柯仲平，“他正在晋察冀宣传部与周扬同志领导下编辑人民文艺丛书。谈话中他告诉我他看了几百篇解放区的作品，我就问他看到我留在周扬同志处的复写稿没有，意思是可以听听他对我的稿子的意见。柯仲平回答说没有看，因为周扬同志说过这书不能出版”。华北解放区的出版大权在周扬手里，他通不过，书便出不来。出版作品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这是由“革命文艺”的生产制度决定，延安整风前夕，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的出版局全部收归宣传部领导，1948年1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下属的晋察冀边区出版局成立，职责是“掌握全区出版方针、计划，领导编审、出版、发行工作”。同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公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出版条例》，这是各解放区制定的第一个出版条例，一共八条，其中规定，“凡资本主义国家（英美等）及蒋占区之图书，及未经中央局出版批准之所有图书，均不准翻印出版或公开发行”；“凡文艺书籍、马恩列斯毛已公开发行之著述，或汇辑报纸公开发表之文章，…………各区党委可以审查批准其翻印出版，并须将各书名篇目报告中央局出版局审核”；“未经审查批准之书刊与地图等，一律禁止出版”。
以丁玲的性格，决不会放弃她的小说，这是一年多辛勤写作的成果，所以后来去西柏坡寻求支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著名评论家陈涌认为：“我因为过去是周扬领导的鲁艺的学生，对周扬也有一些亲见亲闻的认识，在我看来，周、丁的交恶是《桑干河上》问题出现以后，整个在延安时期，在华北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们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同志和同事的关系。”丁玲也曾说过，在延安时，可以谈话的熟人不多，上海左联的人只有周文和周扬。
对周扬有意见的，不止丁玲一人。王林写了一部“五一大扫荡”题材的小说《腹地》，30万字，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长，有人认为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丁玲劝他“给周寄去”看看，但王林“却毫无信心”。1953年夏天王林在北戴河，听说丁玲也在，便“立刻到那里去。丁玲同志向来不爱打官腔，很天真、很亲切地说出了对文艺创作的意见”。不久王林听说周扬也来到北戴河，住在“原丁玲同志住过的地方”，他“明知道双方见到无非是互相提高警惕地打官腔，可是还得去见一趟”，“说几句文艺界的官场词令后，赶快想法脱身离开为妙”。
周扬的待人处事风格与丁玲不同。丁玲说过，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以“朋友”待人，以“朋友”度人，朋友之间，有话直说，有事帮忙，讲话随便，口无遮拦，有时免不了犯点自由主义。周扬长期做官，组织纪律观念强，出言谨慎，拿不准的问题决不表态，有点高深莫测。张光年说周扬“在个性上也有缺点或弱点。他不能跟人谈心，很少这样。他的郁闷致病致死，跟他这个致命弱点有关”，“他太缺少友情”。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文采，影射周扬。在1955年8月中国作协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党组扩大会上，菡子揭发说，陈企霞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采是影射周扬同志。夏衍批判说：“把党的负责同志作为反派的模特儿写在作品里——这还像一个老党员，还像一个党员，还像一个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作家么？”
文采是土改工作组的组长，他夸夸其谈，脱离群众，使暖水屯的土改走了很大的弯路。小说这样描写：“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但文采同志似乎又在竭力摆脱这种酸臭架子，想让这风度更接近革命化，像一个有修养的，实际是负责——拿庸俗的说法就是地位高些——的共产党员的样子。据他向人说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或者更高一些，一个大学教授。…………当他做教育工作的时候，他表示他过去是一个学教育的；有一阵子他常同一些作家来往，他爱谈文艺的各部门，好像都很精通…………”文采是“聪明人”，“‘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子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出岔子的时候，便插科打诨，轻松地把责任卸在别人头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出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子”。周扬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陈明在《我与丁玲五十年》里说：“小说中的文采，周扬说这个人物写的是他。文采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周扬也是大夏出来的，似乎有周扬那么一点作风，但不完全是他，或者主要方面不像是他。”其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没有写文采是大夏大学的学生。
丁玲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文采时，一写就三四千字，毫不费力，因为我熟悉他。”又在1956年8月《辩正材料的补充》中说：“我写文采果然是有一个影子的，那就是李又常同志，文采的某些生活细节，确有从他那里得到的素材，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也不该说文采就是影射了李又常。文采的模特儿是谁，是阜平写作时，同在一起的萧三、甘露、陈明等同志是清楚的。现在如果谁还有怀疑，我这里还有当时陈明从石家庄写给我的一封信，谈到这事的，可以作为证明（文采的某些地方是以李又常为模特儿，这事我本不应该说，觉得有伤害同志之处，李又常并非文采，文采也只有某些地方取自他身上。但情势如此，我不得不说，好在是向党说…………）”她还说过，文采实际与《入伍》里的“新闻记”是同一类人，他们都脱离群众，自视清高，喜欢夸夸其谈。
李又常，原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石家庄解放后，陈明曾和他同在铁路机务段工作，对他的印象是：“他和于光远很好，两个人也很相象，爱夸夸其谈。”陈明2004年9月同笔者谈话。陈明1947年11月25日致丁玲信说：“在工作中，遇到你写的小说中文采这样的人物，欢喜讲话，装腔作势，常常对工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但是工会的几位筹备委员都认识我，我是中国共产党派来帮助你们工作的，我们大家都是工人…………’再不在检讨会上，听了上级的指示后接腔说：‘对，对，苏联也有这种经验…………’你猜此公何人？正是文采的底片。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讨厌。”
后来，当艾思奇、萧三和江青都看过小说，并在1948年7月向中宣部建议由华北局宣传部出版，胡乔木、陆定一也都表示同意之后，周扬仍不肯出版。1948年夏天在石家庄开文艺工作者会议，胡乔木告诉陈明已经打电报给东北，要他们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会议期间陈明“遇见周扬几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问题，他一字未提”。艾思奇跟陈明说：“如果这样他还有意见，那就没有办法了。”周扬是艾思奇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在1937年9月一起从上海到延安。
小说在东北出版后，1948年9月19日，丁玲在哈尔滨致信胡乔木、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1949年2月，丁玲住在沈阳鲁艺，林伯渠找她要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告诉她：江青跟他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不久胡风从香港来到沈阳，他也“没有想到，像丁玲这样在共产党里很有地位很有实力的作家，出版作品还这么难”！
一直到建国以后，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奖问题上，周扬始终是反对派。
朱子奇说，他1950年春天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中央负责人”问他，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果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朱子奇将此意见转告给在莫斯科养病的任弼时同志，任弼时说这本小说他看了，是部好作品，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那是次要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大概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吧！朱子奇把这些意见转达给那位苏联同志，他很高兴，也很赞同。
严家炎回忆：1962年秋，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