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安哥

记得是80年代中发生在广州的事了。一天晚上,我被几个朋友叫上,说是去漫画家廖冰兄家,看幻灯片展示。我估摸着是一些拍照片的人弄的聚会,想家议论一下他们的新作品。朋友把我拉去,是想着要一个写美术评论的人发发议论,好给他们这些“摄影家”摆摆位置。在那个年月,写美术评论也就是给画家们排座次,分个大小头目出来。而搞摄影的人,看到画家们,总是有种矮了半截的感觉。搞美术的人呢,竟也以为摄影是个不起眼的东西,是美术的跟屁虫,模仿一些绘画效果的光影游戏而已,看与不看似乎没什么紧要。

不过,碍于朋友的情面,我还是准时赶到了廖冰兄的家。廖家的客厅不小,当中密密麻麻地坐着好几十人。白墙权且做了屏幕,屏幕上正放着幻灯。幻灯是黑白的,全是广州街头的日常景观。放幻灯的就是拍照片的人,边放边做解释。因为灯已经熄了,所以没有看清他的脸。不过,那声音却颇沉着,讲一口京腔普通话,内容却全是广州市井琐事。因为幽默,不时还会有哄笑声。整个气氛是温和而亲近的。

1983 广东广州 首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上的一对夫妇

白墙上打出了一张照片,是两个大龄男女的结婚照。幻灯一打出来,大家就哄堂大笑了,因为照片中的人实在是苍老,脸上居然有了老年痣,模样长得也太过普通。好笑的还有照片中那男女的双眼,互相斜视着,完全看不出幸福与甜蜜。放幻灯的解释说,照片中的人是老知青,在农村多年,找不着对象,好不容易回到城里,给介绍认识了,于是便结了婚。照片的题目就叫做《大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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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现在已经成了中国80年代初的一个视觉象征,成了那个年代艰难岁月的影像见证。可当时大家只是觉得好笑而已,并没有太多的反应。当时在座的人,估计没有谁会比那放幻灯的更明白这照片的意义。那是一个现代主义开始成为年青人时髦话题的年代,艺术界中人热衷谈论的是从后印象派到毕加索再到劳森伯格波洛克的种种奇特风格与人生奇迹,摄影界则以“四月影会”的唯美追求为骄傲,同时把香港那个专门拍旅游风光照的陈复礼奉为艺术大师。

打在白墙上的《大龄婚礼》,和现代主义、唯美风都没有关系,那只是一种生活的记录,朴素平实,机智幽默。接下来的幻灯片也都是同一类型:第一部彩色电视搬进新房,第一次激光穿耳,第一次流产的广州选美,广州街头第一幅美国好莱坞电影《超人》的彩色招贴画,等等。每放一张,大家都会议论,因为都是每天的身边所见。加上放幻灯的加油添醋般的解说,那议论往往会演变成哄笑。

天水一方安哥个人资料,天水一方安仔

1985 广东广州 儿童电影院的《超人》

幻灯展示完结后,我认识了那个放幻灯的人,他叫彭振戈,自称安哥,发表作品写文章也用这名字,而且,周围的人也习惯这样叫他。我问安哥是不是他的笔名,他笑笑说,大伙都习惯这样叫了,也谈不上什么笔名的。他还说,写文章太少,所以也没有笔名。言下之意就是,这样称呼,并没有什么讲究。

1984 广东广州 首届“美在花城”博览会上的无痛穿耳摊档

安哥是北京人,说话有点哆嗦,常说到好笑的地方,会兀自先笑起来。我第一次见到像他那样的视觉工作者,并不说自己的摄影如何精彩,而是说照片里的人和事如何有趣。他更不像一个心性清高的艺术家,与人相见,会笑着套近乎,让你感到他的平民气质。

其实,按他后来的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爸多少也是个干部,家里有些来历,是有摆款资格的。像所有同龄人一样,安哥下过乡,进过工厂,后来到了中国新闻社,派到广州,成了一个摄影记者。他说,这工作很好,合他的性格。合他什么性格呢?我问。他说,他喜欢满街逛,看到有趣的,就按相机快门。这事让他感到了满足。

1986 广东广州 白天鹅宾馆举办广州首次时装表演,地方党政军干部被请来观摩

那阵子,“纪实摄影”这个词还没有在中国流行。那阵子的人们一天到晚忙着搞艺术,整天想着的是,怎么样才能把给文革耽误的才气弄回来。那阵子的年青艺术学生们很幸运,眼也很高,瞧不起的东西很多。对比起来,安哥太朴素了。他没有说自己是搞艺术的,而是个拍照片的。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这样说。十几年过去了,他还是这样说。

后来,我进了美术出版社,做了图片编辑。因为编稿的关系,我开始和安哥接触多起来了。

安哥时不时就会和我联系,给我看照片,不厌其烦地述说着他拍照时的乐趣与见闻。同时,他仍然不时地举办幻灯观摩会,把街头景象放到白墙和屏幕上。有一次安哥来找我,他颇有些激动,说他终于在广东粤东山区大埔县一个叫百侯镇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博物馆。我有点纳闷,心想贫穷如粤东山区,哪来什么博物馆。等看了他的照片,才明白他所说的博物馆的意思。那是一座清代官宦人家的大宅院。有趣的是,这宅院本身以及四周内外的墙上,还残留着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字与图像。

且不说当年官宦人家的匾额还留着,残存的画梁雕栋仍然夺目。光是那墙内外的文字画像,就让人流连忘返。在一处内墙上,一张临摹老画家王式廓著名素描《血衣》的画保存完好。从画面看,临摹的技巧自然不高,画中人物造型也幼稚,但那强烈的效果,却让人不得不联想到50年代的土改运动。接着是合作化时期的东西,那是一幅墙面,上头写有“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标题,底下则是一个生产小组社员工分分配表。外墙有一处地方,墙灰已经脱落了大半,残余部分竟然是一个“鸣放栏”,让人想起伤心的五七年反右运动。

天水一方安哥个人资料,天水一方安仔

我没想到那场主要涉及知识分子的城市运动,也会在偏远的乡村留下这样的痕迹。让人看得心惊胆颤的则是一处内墙,上面绘有巨大的“五种分子监督岗”的表格,表格里赫然写着一连串的人名,每个人名后面分别标明不同的成份。一看就知道,那些人全是“地富反坏右”,是“人民的敌人”。

当然,大宅院还有许多80年代的对联、门画、年画,外墙挂着大把的干菜、红辣椒和风干的鸡,表明里头依然住着十几户不同的人家。他们就生活在各个时期的标志下,心安理得。其实,安哥主要是对人的生活状态有兴趣,所以他还把这些人家给拍了下来。他拍他们的日常生活,音容笑貌,让他们与这活生生的“博物馆”连为一体,让现实和历史有一种奇特的关系。

1986 广东大埔 百侯镇老屋墙上遗留的炭笔壁画和标语

安哥一面给我看照片,一面兴奋地数落着他是如何发现这地方,又如何被这地方的“历史”所刺激的。他还是那个习惯,讲事情,讲经过,讲他看到的人,看到的景观。言外之意,他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不会做得比记录更多...但也绝不会做得比记录更少。

很快,安哥的这一组摄影给编发出来了。他针对自己的摄影,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从前有座山》。这不是一篇关于自己如何艺术的文章,它更像篇散记。文章安了个似乎与作者摄影主题不太相关的题目,可细心读读,才知道作者真正想说的意思是,他看到的世界,是“从前有座山”那样的世界。那世界周而复始,普通得没有办法再普通了。

想想也是的,安哥本人就是一个普通得没有办法再普通的人了。如果说他比常人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一双尖锐的眼睛,含泪而幽默。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看,他笑,他也哭。

所以他拍的那些照片,同样让人看,也让人笑,更让人哭。

1987 广东五华 深圳市以扶贫的名义在广东山区招工,来报名的少女轮流由干部登记并量身高

本来中国的现实就是既让人看,也让人笑,更让人哭的。可是,多少年来,中国养了许多摄影家,他们也去拍照,却拍了一大堆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好笑,更没什么好哭的“摄影艺术”出来。他们大概不会认为安哥的照片是艺术,因为他的照片不太讲究光线,构图有点毛病,所拍对像往往很不雅观。那么,摄影艺术是否就是那种有着完美的构图、惊人的光线组合和雅观的形象的“作品”呢?这样的“作品”,的确是不让人看,不让人笑,更不让人哭的。

回头来再看看安哥拍的《大龄婚礼》,真是欲哭无泪!可是,想过没有,究竟那让我们哭泣的缘由是什么?是那男女太苍老的脸庞,是那场太迟才降临因而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辛酸的婚礼,还是那丝毫也不掩饰的镜头……

那是一段往事。那不仅仅是一段往事,而是比往事更多一些。

是的,安哥不是那种让人敬畏的艺术家,但是,他那双含泪而幽默的眼睛,却让历史具有了非凡的视觉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需要的恰恰是用这样的眼睛去作这样的观看。中国人要看清中国人自己,就需要做这样的没有掩饰的审视。中国的往事,应该不仅仅是往事,而是要更多一些。

以后,听说安哥借调到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工作。我知道这消息,只是想,让他那样的人去拍旅游风光照,有点可惜了。又以后,听说他真的跑了许多地方,真的拍了许多杰出的风光照。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香港见到了安哥。他还是那老样子。我说,这几年跑了不少地方吧?他笑笑说,累死,累得给趴下了起不了身。

我问他拍了什么东西,他还是那副表情,说,我也不知道,反正社图片库里的片子够用上好一阵子的了。我又问他想不想留在香港发展,没想到他认真地盯着我说,不想。他想了想,说,我觉得这地方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喜欢从前那块土地。我当时不太把安哥的话当真。90年代初,有多少大陆人想到香港去发展,去过过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朋友当中,先是去香港工作,然后就留在那块“文化沙漠”上的,想想还真不少。

1987 广东广州 泰康路木排头的小巷婚礼

不久,安哥真的回到了广州,重操旧业。他依然奔跑在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为普通人“立此存照”;他同样不时地举办“幻灯展示会”,放他自己的片子,也放别人的片子。他的“幻灯展示会”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和需求,他们希望能展示自己的观看和关注。安哥的“幻灯展示会”,比摄影展更吸引人。

这几年我的变动太多,居然后来侨居到了海外,所以与安哥的联系也日渐减少了。偶尔听到他的消息,多半是朋友来讲述他的“幻灯展示会”上的新东西。他在90年代的纪实摄影圈中,名气也开始大了,他的照片,开始受到了后辈人的重视,认为那才是历史。

其实,现在想来,我与安哥交往的那段时期,正是一种带有中国80年代特色的“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通常不自觉地用了这种带引号的现代主义眼光来读解他的日常观看,而觉得他的观看不够刺激,不够图像感。

那时的年轻摄影工作者们,开始知道了冠德卡、克莱茵、爱伦???·???克、史密、布拉塞、维加、弗兰克、曼雷、雪曼、阿勃丝等影像大师,开始为那里头的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情欲窥视癖、流浪气质和镜头打击力量所感动,也开始尝试为中国建立自己的富于刺激性的影像走廊而奔走呼号,试着让中国的影像离开沙龙与唯美,去流浪、去偷窥、去攻击、去猎奇。

十几年过去了,一旦那“现代主义”的伪装脱去后,我才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安哥所观看所记录的一段历史,那日常的、温暖的、含泪的、幽默的、但也着实让人揪心扯肺的历史意味着什么。我在安哥普通的照片中,在他不间断的“幻灯展示”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他那眼睛。我仿佛看着他笑着,最后却会笑出眼泪来。

节选:扉FEI(本文原题《安哥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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