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大约在冬季。
即将参加次年春天科举考试的越州举子朱庆馀，给自己的一位前辈师长、时年54岁的张籍，呈上了一首诗：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洞房昨夜停红烛”：新婚之夜，洞房通宵都亮着红烛。
这句最引人注目的是“停”字。“停”在这里，不是吹灭红烛，而是“一直亮着红烛”的意思。据唐朝韦挺《论风俗失礼表》“夫妇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烛不举乐之感”，可知唐朝人结婚时的洞房花烛夜，是不熄灯的。
白居易也在诗中这样用过“停”字：“当君秉烛衔杯夜，是我停灯服药时”。由此可见，“停灯”“停烛”似乎是唐朝人的口头语之一。
“待晓堂前拜舅姑”：新娘早起就开始精心打扮，准备到堂前拜见公公和婆婆。
有人说了，你不要忽悠，诗中明明说是拜见“舅姑”，不是“公公和婆婆”。是的，按我们今天的理解，舅是指母亲的兄弟，姑是指父亲的姐妹。正如《尔雅???·???释亲》的解释：“母之兄弟为舅”，“父之姊妹为姑”。换句话说，“舅”“姑”二字，具有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起码也有3000年了。
但是，“舅”“姑”二字，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并不仅仅只有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中间还兼有过别的意思。同样是这本《尔雅??·????释亲》，又解释说：“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
呃，“舅”“姑”二字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意思？也许清朝著名学者郝懿行给《尔雅》作疏时的解释，可以帮助各位理解：
“谓之舅姑者何？舅者旧也，姑者故也；旧故，老人称也。夫之父母谓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亲如母而非母者，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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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诗中的这位唐朝新娘子要拜见的，就是她的公公和婆婆。
“妆罢低声问夫婿”：新娘子梳妆完毕，低声问自己的丈夫。
这句没有什么梗，就不解释了哈。
“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颜色浓淡和眉毛样式是不是现在时尚的样子？
这一句是千古名句，也是新娘子问新郎的话，丑媳妇即将见公婆，心中没底，在精心装修之后，重点向自己的新郎询问，自己画的眉毛是否足够时尚？
那么问题来了，在新娘子问这句话时，唐朝社会流行的时尚眉毛样式，是神马模样？
今天的我们，一般的理解，无非是柳叶眉、蛾眉等啥啥的，还能怎么着？
等把史料仔细一查，才吓了一跳。原来，唐朝的美女们，为了两条眉毛，从初唐到晚唐，居然一直在花样翻新地折腾。眉毛样式之多，令人咋舌。
原来，唐朝289年里，唐朝美女们的那两条眉毛，就一直没闲着。
先说颜色。画眉毛的颜色，自然首先是黑色。但由于画眉用的黛，是一种青色的矿物质。画眉时，黛色深浅时有不同，导致颜色略有差异。深黛，差不多就是黑色了；浅黛，则相当于绿色。
绿色眉，在唐朝又被称为翠眉。唐诗中关于翠眉的诗句很多：“银烛金杯映翠眉”“翠眉新妇年二十”“翠眉蝉鬓生别离”等等。
标新立异的是，唐朝美女们偶尔还搞搞新意思，画出一种黄颜色的眉毛来。《西神脞说》记录说：“温诗:‘柳风吹尽眉间黄。’张泌诗：‘依约残眉理旧黄。’此眉妆也。”
还好，唐朝美女们对于黄色眉毛似乎只是偶一为之，所以记录不多。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现代人对于黄色眉毛的接受程度，都不高。
再说样式。在唐朝，至少流行过以下十种画眉的主流样式：
据《丹铅续录》卷6记载：“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图》。一曰鸳鸯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远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云眉，又名横烟眉；十曰倒晕眉。”
而且，唐朝的不同时期，还愣就流行过不同的时尚画眉样式。简单点说吧：初唐的时尚是柳叶眉、却月眉、阔眉，盛唐的时尚是蛾翅眉、倒晕眉、分梢眉，中唐的时尚是八字眉、血晕妆，晚唐的时尚是长眉、远山眉、柳叶眉。
朱庆馀所处的时代是中唐，所以他的新娘子要画出“入时”的眉毛，就必须得是八字眉，也就是唐明皇《十眉图》中排名第一的“鸳鸯眉”。
因为，她要是画的是“血晕妆”，估计她婆婆得当场把她打出家门，休了这个新新人类。
《唐语林》载：“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就是说美女们要将自己的眉毛刮去，然后在眼睛周围的皮肤上，用红紫色的颜料涂画三到四横，从而形成血肉模糊的视觉效果。
这个搞法，太过时尚，应该是当年的新新人类们搞出来的花样。朱庆馀刚过门的新娘子，就算心里想过，行动上也是无论如何不敢的。要是把公公婆婆吓出心脏病来，可不是玩的。再说新婚大喜，弄出个血肉模糊的效果也不吉利啊。
那她要“入时”，就只能画“八字眉”了。八字眉，是中唐时期最时尚的眉妆。此妆眉形基本平直，在眉心处上翘，整体呈八字形状。
一介须眉男子白居易，居然也颇有雅兴，仔细研究过八字眉。他在《时世妆》中写道：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所以，八成儿当时新娘子问朱庆馀的是：我画的八字眉，样式和颜色是否符合如今的时尚？
朱庆馀这诗的诗题叫《闺意献张水部》。张水部，就是指张籍。他时任水部员外郎，这是一个隶属于朝廷工部的一个从六品上的官职。
工部有四个司，分别是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这其中的工部司，相当于工部的办公厅。而水部司的职责，是“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张籍的“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司的副司长，司长是“水部郎中”。
工部是六部中排名最后的一个部，水部司又是工部排名最后的一个司，张籍还是一个副职。可见，无论是品级还是职掌，张籍这官儿，都不算朝廷中的高官儿、大官儿。
当然，朱庆馀把自己的“洞房花烛夜”、“闺意”都向张籍汇报，当然不是看他的官大官小，而是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非常不错。
一、收到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张籍回了一首《酬朱庆馀》
张籍作为前辈师长，收到晚辈学生送来的热情洋溢的汇报自己“洞房花烛夜”的诗作，一般应该是什么反应？
一般应该是这样的慈祥：好，夫妻很和谐嘛。小伙子，好好干，抓革命，促生产哈。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讨嫌：嗯，成家之后就应该立业。以后要好好工作，赶紧起床，加班儿去！
事实证明，张籍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二般的。
来看看他二般的证据。针对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张籍回了一首《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诗的大意是：一位越女打扮得整整齐齐，在绍兴的镜湖湖心一边采菱一边唱歌。她虽然知道自己非常美丽，但逊色的衣着让她很是担心。其实就是穿上齐纨、鲁缟这样的丝织品都不能算名贵，只要她唱上一首采菱歌，就价值万金。
全诗看下来，二般的张籍，居然向新婚燕尔的朱庆馀，隆重介绍了一位采菱的越女。这是要勾引朱庆馀婚内出轨的节奏吗？这像个长辈干的事儿吗？
总之，感觉答非所问。一首诗是学生向老师介绍自己的新娘子，一首诗是老师向学生介绍一位采菱的越女。两个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尿到一个壶里去。
那是不是搞错了？这两首诗不是一问一答的存在，而是各说各的存在？没有搞错，史料是准确的，这两首诗具有一一对应、一问一答的紧密关系。答案，还得从这两首诗的本身去找。
其实，线索就在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诗题之外的另一个诗题里。这另一个诗题，叫《近试上张水部》。
“近试”，是指“接近科举考试”。也就是说，朱庆馀身为进京赶考的举子，在接近科举考试的时候，给张籍写了这样一首诗。
显然，诗的内容应该不只是表面的闺房之乐那么简单，可能会与考试有关。
联系到考试，我们把第一首诗中的变量，换一换：
新娘子＝朱庆馀，新郎＝张籍，舅姑＝科举主考官，画眉＝朱庆馀的诗文。
这样一来，《近试上张水部》整首诗的意思就出来了。临近考试了，朱庆馀心中没底，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关键是最后一句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不知我的诗文，主考官——礼部杨嗣复侍郎看不看得上，今科中举是否有希望？
第二首诗中的变量也换一换：越女=朱庆馀，菱歌=朱庆馀的诗文。
朱庆馀是越州（浙江绍兴）人，所以张籍在《酬朱庆馀》中把他比作一位采菱的越女，而不是用越女来勾引他。
这样一来，《酬朱庆馀》整首诗的意思也出来了，关键也是最后一句话“一曲菱歌敌万金”：你的诗文很符合主考官——礼部杨嗣复侍郎的口味，可敌万金。
以上，才是这两首诗在当时的真实意思，以及它们所发挥的真实作用。
简单粗暴地概括这两首诗，就是以下两句话：
《近试上张水部》：我这次考试有戏不？
《酬朱庆馀》：主考官已搞定，好好考！
就这么点不大见得人的事儿，这俩居然还搞出了两首诗。更绝的是，诗中竟然没有一个字谈到了考试！
实在是含蓄到了极点，隐晦到了极点。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评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要我说，他俩这是“不著一字，巧妙作弊”。
二、朱庆馀这诗，就是唐朝有“合理作弊”之嫌的“行卷”
《登科记考》显示，朱庆馀这一科的主考官，是当时的礼部侍郎杨嗣复。换句话说，主考官不是赏识朱庆馀的张籍。而张籍要搞定朱庆馀中举的事，还得去求比他官大的礼部副部长杨嗣复。
考试还没有进行，就去做主考官的工作，这要按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绝对是作弊。而在唐朝，奇葩的是，居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作弊，只能算是“合理作弊”。
而且，这种“合理作弊”，还有一个专有名称：“行卷”或“干谒”。
听起来高大上，也很复杂，其实“行卷”只需要分两步：
第一步：像现在大学生求职弄个简历一样，朱庆馀等举子们，要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都整理出来，编辑成册。
当然，在当时雕版印刷术还未发明或已发明并未普及的情况下，需要抄写多少份，您请自便。
第二步：拿着手抄本，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朝中大佬，用自己的诗文或自己的财富或自己的随便啥啥，征服他、搞定他，让他在和其他所有朝中大佬聊天时，特别是在和有可能“知贡举”的礼部侍郎或礼部员外郎聊天时，都猛提你的姓名，猛夸你的诗文，让你名震京师。
而在你名震京师之后，或者说你的名字把主考官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之后，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考卷上并不糊名，所以在考后评卷时主考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他熟悉的那个名字。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金榜题名，还是问题吗？
所以，找朝中大佬“行卷”就变得异常关键了。当时，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朝中大佬？
很好认。在长安城，他们都穿着红色或紫色的官服。唐制规定，官员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所谓“红得发紫”，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穿绿色官服的六七品官员和穿青色官服的八九品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找他们，但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此人必须属于京官中的“常参官”序列。所谓“常参官”，就是指天天上朝时能够见到皇帝的官员。正因为他们能够天天见到皇帝，所以说话才有分量。
除了穿红色或紫色官服的是“常参官”以外，在穿绿色或青色官服的官员中，还有这些官员属于“常参官”：六品中有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诸司员外郎、侍御史，七品中有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八品中有左右拾遗、监察御史。
张籍的“水部员外郎”，就属于“常参官”中的“诸司员外郎”。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对了，“行卷”就别去麻烦“江州司马青衫湿”时的白居易了。因为此时的白居易，已经倒霉透顶。身为远在九江的穿着青色官服的地方低级官员，这事儿他帮不上忙。
二是此人必须以文学知名。道理也很简单。推荐进士的人，必须是文坛前辈、诗文行家。否则，他自己都不识货，如何推荐别人？
一说到文坛、诗文，张籍就呵呵了。
张籍是中唐著名诗人，以乐府诗闻名于世，他与中唐另一位诗人王建并称为“张王乐府”。
牛叉的是，他的著名，还并不是在他的身后，而是同时代的大诗人都如此评价。
韩愈、白居易和他是同时代人，生活中还分别有过交往。韩愈对他的官方评价是：“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之所以说是官方评价，是因为韩愈当时作为国子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把上述推介文字写进了他给朝廷的《举荐张籍状》中。
白居易则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攻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所以，张籍在文坛上有着巨大的名声。虽然官小了一点，但毕竟还是属于“常参官”序列，实在是“行卷”对象的首选。朱庆馀算是找对人了。
唐代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议》简略地记下了朱庆馀初见张籍的那一幕：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之。”
我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张籍亲自帮他吟改诗文、还把他的诗文置入怀抱中的这一幕，常常流过朱庆馀的心间。
感恩到了不能自已的时候，朱庆馀还专门写过一首感恩的诗——《上张水部》：出入门阑久，儿童亦有情。不忘将姓字，常说向公卿。每许连床坐，仍容并马行。恩深转无语，怀抱甚分明。
所以，张籍对朱庆馀，那是真帮忙——“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
张籍不仅自己有才，而且还在史上留下了“爱才”的名声。他对很多后辈文人，都有知遇之恩。
除了朱庆馀，他至少还帮过一个人——项斯。是的，就是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惯用语“说项”二字的主角项斯。
当然，“说项”惯用语，来源于项斯另一“行卷”对象杨敬之的诗“到处逢人说项斯”。然而史料表明，张籍也曾是项斯的“行卷”对象之一，张籍还写下《赠项斯》一诗，夸项斯的才华达到了万里挑一的水平——“万人中觅似君稀”。
今天来看，朱庆馀、项斯的“行卷”方式，是成本最低，效果也最不靠谱的方式了。这得碰上张籍这种的爱才之人才行。如果碰上一个不大爱才甚至妒才的人，那“行卷”就石沉大海了。
所以，如果“行卷”的举子有钱，就一般不会采取上面一对一的宣传效果不太好的方式，还可以另出怪招儿。比如陈子昂的“行卷”，就是举行招待宴会兼新闻发布会。
想当年，陈子昂初到长安时，没人理他，也面临着“行卷”的难题。但没事儿啊，咱不是有钱嘛、土豪嘛，逮着机会展示一下，造成轰动效应不就结了？别说，还真让陈子昂逮着了一个举行招待宴会兼新闻发布会的机会。
当时，长安市场上有一人卖胡琴，开价百万。陈子昂上前眼睛都不眨，掏钱就买下了。围观众人惊问缘故，陈子昂说：“我擅长弹奏此琴。”众人当时就想听听，陈子昂说：“请明天来宣阳里，我弹给大家听。”
第二天，在人到齐之后，陈子昂先请大家吃了一顿，然后搬出琴来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说完，陈子昂把这把价值百万的胡琴，直接砸了！
砸完之后，陈子昂趁着大家震惊之时，把自己的诗文遍发众人。请吃、砸琴、赠文，这一掷千金的土豪式招待宴会兼新闻发布会的效果，相当的好——“一日之内，声华举郡”。
当然，这是有钱人的搞法，一般举子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三、朱庆馀好不容易考上了，咋掉头回家了？
在张籍如此卖力的提携下，朱庆馀真的在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进士及第了。
但是，进士及第只是过了第一关。
朱庆馀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在唐朝叫“省试”，通过了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但还不能做官；他还要参加吏部主持的“释褐试”，类似今天招聘中的“笔试+面试”，通过了才能正式授予官职。
所以，接下来朱庆馀应该参加吏部的“释褐试”，才能正式成为朝廷官员。
奇怪的是，朱庆馀居然没有去参加“释褐试”，而是直接回家了，回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越州（浙江绍兴）。
当时，张籍写有《送朱庆馀及第归越诗》，姚合写有《送朱庆馀及第后归越诗》、《送朱庆馀越州归觐》，贾岛有《送朱可久归越中》、章孝标有《思越州山水寄朱庆馀》等诗相送。贾岛所说的“可久”，是朱庆馀的字。
从张籍、姚合、贾岛的诗题、诗句中可知，朱庆馀的的确确在进士及第之后，从长安回到了越州老家。
为什么朱庆馀在巴巴地“行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中之后，却放弃做官的机会，回家了呢？
其实，他并没有放弃机会。
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当时的“守选”制度。所谓“守选”，是指新及第明经、进士和考满后的六品以下官员，不立即授官，而在家守候吏部的铨选期限，一般为三年。
简单粗暴地说，按照“守选”制度，新科进士不能直接做官，六品以下官员不能连续做官。
唐朝实行这个“守选”制度的时间，一直有争议。有说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的，也有说始于开元年间的。但我要说，具体始于哪一年我不知道，但一定始于人多官少的时候，始于政府编制不够的时候。
由于要当官的人太多，政府官员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于是有人就想出了“守选”这个歪招儿。
此时，朱庆馀所遵守的，就是这个歪招儿。当然，这三年，他也可以不回家，可以选择继续参加制科考试，或者进入地方方镇幕府等路径。
选择回家等上三年的好处是，再回长安参加吏部考试时，一般都能得官，而且是比较好的官职。
三年之后，朱庆馀再到长安参加吏部“释褐试”，于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春获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不得不指出，对于朱庆馀一生的仕途而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按照唐朝官员的一般升迁规律，初入官场一般就是担任校书郎这样的文职，然后下放基层担任县尉这样的基层职务，然后再上调中央担任监察御史、拾遗这样的监察官员，接着进入三省六部担任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行政实职，直到尚书、宰相，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像朱庆馀这样正九品上的校书郎，秘书省一共有10人，职责是“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直到大和七年春任满。
校书郎任满之后，作为六品以下的不能连续任职的官员，他又开始了“守选”。
大约四五年之后，朱庆馀获得了正八品上的太常寺协律郎的任命。
这是一个要求具备音乐才能方可胜任的职务，由此可见，朱庆馀还是一个音乐人才。
在协律郎任上，朱庆馀参与了创作歌辞、创制乐曲、朝会乐队指挥等工作。
史料显示，直到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朱庆馀还在协律郎任上。而且他还创作了一部名叫《冥音录》的传奇小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唐朝的音乐研究资料。
似乎，他在协律郎的任上，就去世了。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朱庆馀的历史踪迹。他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他留下的168首诗，还能知道“画眉深浅入时无”是他写的，够了，足够了。
这些诗在骄傲地说：这世界，他曾经来过。